在艺术的背后应该做些什么？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03:39:49

在“人→艺术家→艺术作品”之间怎样做到不糊弄自己，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首先我们经常不承认自己糊弄自己，也许糊弄别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这也是清楚的，但自己怎么会糊弄自己呢？这看上去是一个不怎么成立的问题。但我试图想就这个问题做些思考，目的是想廓清自己的一些疑虑，也是想为自己思想平台的搭建做一些自我拷问。
我们经常说“画如其人”，这个“人”一是指人本身，另一个意指这个人是艺术家。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指称这个人的时候，实质包含了这个人的艺术家身份。所以一个艺术家，在指称他的时候，我们经常对这个人与这个人的艺术家身份是不加区分的，习惯上也从来不会去做这样的区分。而这会造成一个怎样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就是为自己糊弄自己留下了余地。
就人与艺术家两者来说，人在先，艺术家在后，也可以说，人是先在的主体，而艺术家是依附或寄生在这个主体上的延伸性主体，这两个主体要完全合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寄生关系就先天性地不可能是同一的（但不排除通过某种超越方式能使其合二为一，后论）。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是如此，作品相对于艺术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作品依附与寄生在艺术家这个主体之中。如此，人、艺术家与作品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存关系，并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这里暂时搁下作品不谈，就人与艺术家之间，对这两者含糊的称谓，经常会把人要做的事情给艺术家替代了，或者做人的不足部分给艺术家这个称谓掩盖了。也有另一种情况，人是一个“好人”，而作为艺术家的不足部分很容易地被宽容了，给四舍五入了，或者直接地意指这是个“好艺术家”。在日常经验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也是被苟且认同的。但这不是艺术家的罪过，我们的文化历史性地就是这样含糊下来的。由于这中间悬置着疑虑，所以就人与艺术家这两者的不同，还是有必要做一些学理上的追究。
我们经常批评作品没有精神含量，作品的灵魂得不到体现，这个批评的刀子看上去是给艺术家的，但实际上是给艺术家背后的这个特指的人的。人没有直面这个刀子的担当，艺术家怎么会接收到这个担当的信息呢？所以作品没有精神或灵魂，这是人的问题，是人对所谓的精神与灵魂缺乏生命体验，是人逃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自我拷问。这直接使得作为艺术家这个主体缺乏精神气质，而这样的缺陷无疑会反映在作品之中。
所以要立艺术家，首先要立艺术家背后的这个“人”。而今天关于“人”的这门功课或者叫做“人学”究竟做得怎样？它能给作为艺术家的这个主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当？对于类似的问题，我想要理性地做出回答也许是困难的。我们也许会用经验习惯性地对付类似或相关的问题，但难免会牵强附会辞不达意。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人与艺术家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只能用这种一体化的体验来加以回答。于是，牵强附会与辞不达意，对自己的糊弄也由此而来。
在“人”这门功课上最要紧的课题是什么？我们也许会依据自身的情况拿出许多的提议来。但我觉得最为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会引出我们对活着的意义的拷问。假如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性的思考，或者没有足够的思想追问，那我们的“活着”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活着，用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活着”来支撑作为艺术家的这个主体，显然这个艺术家也只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当然，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艺术家也不过是打发人生的一种方式，得过且过地活着本身也是很智慧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容易理解，这里不做深入的分析。那么，假如就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做出理性的回答，这个回答的准备起点又在哪里呢？寻找这个起点也许是个思路。
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但事过境迁，这个理想放在当下显然不合适宜，它肯定不足以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理由。而且，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这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很是功利，两次启蒙运动昙花一现戛然而止，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过于急功近利。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完全是知识精英强行为大众启蒙，而大众的这个蒙断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能被开启的，所以启蒙最终又被政治和谐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里面缺少的是启蒙的这个因子，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反思文化，人的觉醒不是通过反思由体内生成出来的，在它的骨子里缺乏的是自我反思意识，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能力的脆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集体意识，它反映出来的是集体人格。所以在这样的集体背景中，人的独立人格是容易被掩盖掉的。当然，人依然可以追求人格独立，可以追求说真话的权利，但集体要的是得过且过大家都好的眼前局面，这是传统文化的世俗要求历史地延续下来的。那这个人格独立无疑是鹤立鸡群的一种选择，是一种背离集体的孤独选择，这是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你要独立就意味着被集体抛弃，这个结果是明摆着的。这就是启蒙在中国深入不下去的内在原因。但启蒙依然是重要的。启蒙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自我修炼的契机，这个契机不一定时刻要放在“治国平天下”的这个理想或是政治抱负之中，而首先是放在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上。
所以，要回答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它的起点在启蒙上，它要启的是自己的蒙。启蒙的特质是反思与批判，在启自己的蒙这一点，启蒙要求的是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什么是启蒙，康德的定义是“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P.23）从康德的定义中也可以看出，启蒙一词原本就是针对自己的，是针对自己在精神上的不成熟与胆怯寻找自己的原因。“走出”是自己走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从来就没有自己走出？从来就是被“别人”牵着走的？或者依附在某种安全里从来不曾有过“走出”的意识？假如真是这样，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们活着的根基是别人帮你安插好了的，我们就只是活着而已。康德继续说：“懒惰和怯儒，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一部分人，当他们早就已经使其本性从别人的引导下摆脱出来了（自然地成年了）之后，却仍然喜欢终身停留于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别人如此容易地以他们的监护人自居的原因。”如此，启蒙的目的是自己要“走出”，自己要为自己的“活着”负起责任来，为自己的“活着”定下基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牵涉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是启蒙需要我们自己回答的问题。
“走出”需要一种精神支持，需要一种信念依托，因为这将成为走出后“活着”的依据。在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依据中，我们涉及到了精神与信念这样的问题。笼统地说，这也是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确立，是为自己人生的一种定位。而启蒙在本质上恰恰就是帮助人用理性批判的方式超越像康德所说的那种“不成熟状态”。理性批判的前提在于怀疑，在于对习惯的接受、对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质疑与警觉。既然“走出”了，别人还要牵着你走，这个“牵”就值得警觉，值得怀疑。假如你依然愿意被牵着走，自己就得对这个“愿意”做反思，找出愿意的理由来。在走出与滞留之间，反思带出了一些逼迫的问题，诸如：人应该怎样拥有自己活着的权利？怎样的人格算是独立的？我的本性自由吗？如何见得我的本性是自由的？别人要牵着我走的动机是什么？我干吗会如此愿意被人牵着走？我胆怯吗？我为什么会胆怯？我有过勇气吗？为什么需要勇气这样的东西？精神自由是有节制的，我如何把握这个节制？我既想人格独立，但又不想孤独，怎么办？人活着一定要去担当些什么吗？人性的东西之于我自己意味着什么？……类似的问题会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只要有问题出来，就必须自己给自己有个交代，这就是启蒙所给予人的功课。做这些功课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说话与表达不是随大流的，自己是用思考与判断在说话。但启蒙逼迫人的思考不是轻松的，有时倒是异常痛苦的。比如关于道德，我们会发现道德用来规范自己的时候，转眼你就成了政治的附庸，因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道德与政治是一体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的自由一上来就是被规范着的，这无疑潜在地已经限制了人格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我们即刻会发现这与人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超越，这个超越的最大值在哪里？这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日常要去做的功课。之后，也许我们会发现追求“真我”是一辈子的事情，它的价值在于这个追求的过程，只要这个追求没有停下来，我们就很难对这个追求下结论，也许这个过程会使人脱胎换骨，也许这个过程要遭遇无数次精神上的惨烈剧痛，但这是人的功课。
人安身立命的根基相对摆妥当了，这等于在自己的内心安插了一个“法庭”，人的自由意识可以在这个“法庭”里为自己的选择与它的对立面进行辩难，这种辩难可以视为反思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体内或许存有的劣根性与妥协性的充分亮相。这在我看来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家园。而这个家园就是建立在人安身立命的这个根基上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是这个家园的两大台柱，它暗含着人的活法、态度与担当。
作为人这个主体要去修炼的功课是一辈子的，这中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闲情逸致或禅宗的顿悟可以“立地成佛”的。
其次我们才谈艺术家这个主体。假如立人的课题清晰了，他不同的延伸主体其实也是立好了，但做的功课不一样。艺术家这个主体有两个担当，一是专业或是学术担当，另一个就是对艺术家背后的这个人的担当。所以艺术家虽然是人的延伸主体，他实际上要背负着更大的责任。人的活法、态度与担当要通过艺术家这个主体来传递，他们的精神指向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立人其实也立了艺术家的专业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关涉到艺术家看待问题的眼光以及看待问题的大小。某种程度上不是艺术家在逼迫艺术家自己，而是艺术家背后的作为主体的人在逼迫与苛求艺术家。在人与艺术家之间，立人实际上是立一些规范，立一些由理性才能决断的做人原则，这些规范或原则一方面用来约束自我，另一方面也是用来超越自我的。所以艺术家的责任不是一仆二主，而是一仆三主：人、学术与作品，这样看来，艺术家有时的伤经动骨与劳顿不堪，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事情。
更有甚者，艺术家在吃透了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后，他还要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问题开口说话，而说话的方式就是作品。艺术家的难度一方面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还要把人这个主体的思想转换在学术思想之中，使其浑然一体。由于人的思想与专业上的学术思想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立足现实的生活环境中的，所以，这浑然一体的东西又是指向现实的，是指向社会的。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艺术永远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在而显示着它的存在”，这话对今天的艺术更是如此。所以人、艺术家、作品这三者如何能三位一体，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上面的文字是一些粗线条的思考，我的困惑在于：“艺术家在今天何为？”这个问题由于回答起来很容易冠冕堂皇自说自话，所以我觉得需要把人与艺术家先区分开来加以拷问，假如我们分开之后都是了然的，那么再合二为一，我觉得就得体了。
也许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上来是不分的，走到一定的阶段无法不分开来加以挑剔，再之后依然可以不分，但这个不分显然是在一个高度上了。至于再往后走，是否还要割裂开来加以自我声讨，这个就只能走下去才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