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做“灵魂工程师”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04:19:39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也有过一些关于向学生学习的论述，比如《论语》中的“不耻下问”，《礼记》中的“教学相长”（虽然这四个字的最初意思并非指师生之间的互相学习，而是指教育者本人教与学的互相促进），还有韩愈在《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等，但这些似乎都只是学业上的。而在精神方面——思想、道德乃至人格上呢？恐怕更多的是“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师在学生心目中不但是绝对的思想权威，而且是绝对的道德完人。封建传统教育在本质上是奴才教育，教师的地位与权威依附于对统治者的神化之中，如此文化背景下，焉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向学生学习”之说！
教师这种“道德圣人”的自我感觉，到现在仍然大有市场。因为它有一个看似极有“说服力”的“理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其身不正，焉能正人？”通俗的说法，就是“打铁先要本身硬”。我曾经是信服这种说法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认为教师应该是学生的“道德楷模”，因而有充分的理由也有百分之百的资格去“教育”学生。
但是，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我的这种认识渐渐发生了动摇。
因为这种观点的前提就站不住脚——我们总是假想学生品德不好，需要我们灌输“美好的道德”。这样一来，从教育的起点上，我们就已经把学生视为“道德病人”。而事实上，“人之初，性本善”。在很多方面，学生其实比我们要纯洁得多。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每次的学雷锋活动，参与热情最高的是成人还是孩子？请看每次的各种公益捐款活动，积极性最高的是成人还是孩子？在每周的升旗仪式上，最整齐最严肃的队列是教师还是学生……是的，面对学生晶莹剔透的童心，我们会常常感到自己心灵的斑斑锈迹！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中午她回到家，就急切地要我给她找做纸花用的彩色皱纹纸。我问她做纸花干什么，她说今天是教他们班的一位老师的生日，她和同学决定利用中午时间给老师做个花篮，下午送给老师作为生日礼物。当时，我真为女儿对老师纯洁的感情所感动。因为这“感动”，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折腾了一阵子。当她听说家里实在没有她所需要的皱纹纸时竟然哭了！至今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她上学向我告别时一边擦眼泪一边背书包的样子。当时，我真是为没有满足她的要求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我甚至猜想下午女儿回家后还要责怪我。然而，下午女儿放学回来后，一脸的怒气冲冲：“爸爸，幸好我今天没给老师做花！”我问为什么？她“嘭”地把书包扔在地上，脸蛋儿因气愤而涨得通红：“今天下午，我们班很多同学都给老师献了花。同学们把花送给老师时，老师说她很感动，谢谢大家。但是，放学前我去老师办公室交值周总结时，看到同学们送给老师的花，全部都被老师扔进了废纸篓！哼！幸好我没有做花！以后我也绝不给老师做花！”
一边是纯洁的爱戴，一边是世故的不屑。“幼稚”的童心与“成熟”的大人，谁更高尚？
问题在于，明明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如学生，可偏偏要以“道德完人”自居，于是，我们的教育就每每显出了虚伪。
在这里，我不得不剖析一下“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呼。
“人类灵魂工程师”据说原是斯大林对作家的称呼，后来人们将其移用于教师身上，于是，至少在中国，“人类灵魂工程师”便成了教师特定的称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而自豪。我甚至觉得，“人类”“灵魂”“工程师”，由这三个词语组成的称呼是多么气势恢宏而富有诗意啊！青年时代的我，曾多次在写有关教育的文章时，使用这个短语：“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人类灵魂工程师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等等，那时候，只要一提起这个短语，一种真诚的庄严感便会油然而生。
然而现在，我对这个称呼产生了怀疑。
“怀疑”是从我无法保证自己灵魂的纯洁和高尚而产生的苦恼开始的。比如说，我刚参加工作就忍不住对学生大动拳脚，如此修养当然是有愧于“灵魂工程师”称号的；又比如，有时学生对我提意见，我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面子而“机智”地强词夺理，这样的虚荣心难道是“灵魂工程师”应该有的吗？再比如，我曾奉命动员学生为学校捐献图书，可我自己却很不情愿地只捐了很少很少的书，如此道貌岸然怎配当“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虽然这时候我往往后悔不迭，惭愧不已，但对当好“人类灵魂工程师”我是越来越不自信了。
相比之下，需要我“塑造灵魂”的学生在许多方面却比我高尚。我打了他们，他们真诚地原谅了我，照样尊敬我；面对老师的批评，学生从来都是诚恳认错，即使暂时想不通，也绝不会像我一样强词夺理；我叫他们捐书，有的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吃早点，而省下钱买来新书捐给学校……我常常感到：比起学生那一颗颗晶莹的童心，自己的一颗所谓“成熟”的心其实早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这样一想，我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就愈加怀疑了。在我看来，“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命题至少包含三点谬误：第一，教师的灵魂肯定是比学生高尚，（否则怎么可能当“灵魂工程师”呢？）第二，学生的灵魂肯定不如教师，（否则干吗还需要“灵魂工程师”呢？）第三，学生的“灵魂”是可以被“工程师”随心所欲地“塑造”的。
教师的灵魂真的就比学生高尚？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已经对此作了否定。传统教育习惯于把教师奉为道德圣人，但教师又不可能是道德圣人，于是，教育的虚伪就产生了。是的，就知识、能力、阅历等等而言，教师总体上显然在学生之上；但就道德而言，却很难说学生不如教师。须知“人之初，性本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过程并不是给学生外加“美好道德”而是让学生尽可能保持童心的过程。儿童的心灵比成人纯洁，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还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学生（包括有缺点的学生），都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学生的灵魂可不可以“塑造”，我想，在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民主与科学的今天，什么都是可以塑造的，惟有人的灵魂——即人的精神和个性是不能“塑造”的！“塑造”的前提是要有模式的，根据模式“塑造”出的“灵魂”是否还属于学生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否还有真正的生命？
客观而历史地看“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命题，我一点都不否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它强调了教师育人的使命感，无数优秀教师正是以此严于律己，不断攀登着人格的高峰。教育者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本身是没有错的。但这应该是一个贯穿终生的动态的追求过程，而不是意味着教育者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人格境界。我们承认教师不是完人，承认教师在许多方面不如我们的学生，这并不是降低了教育者对自己的人格要求，恰恰相反，只有教育者随时随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才真正有利于教师的不断完善。学生童心的保持，个性的发展，思想的成熟，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教育。但这种教育，不应该是教师的居高临下与学生的俯首帖耳，而应该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成长。再明确一点说，就是民主的教育，就是教师在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学生。
由做学生的“灵魂工程师”到“向学生学习”，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教育走向民主所不可缺少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被陶行知先生呼唤过：“人只晓得先生感化学生锻炼学生，而不知学生彼此感化锻炼和感化锻炼先生力量之大。”“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陶行知在谈到“民主的教师”时，把“跟小孩学习”作为民主的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这样告诫青年教师：“只有当教师在共同活动中做孩子们的朋友、志同道合者和同志时，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上的一致性……不要去强制人的灵魂，要去细心关注每个孩子的自然发展规律，关注他们的特性、意向和需求。”
向学生学习，就是还教师以真实，给教育以诚实。当我们在学生面前不再是神而还原为质朴、真诚但不乏缺点的人时，学生更会把我们当做可以信任可以亲近的朋友，而朋友般平等的感情，无疑是教育成功的前提。所谓“还教育以诚实”，就是面对现实中弥漫的教育虚假，教育者以自身的诚实一方面消解着虚假教育的负面影响，同时又以诚实培养着诚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己不相信的绝不教给学生，勇于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失，这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向学生学习，即使从教育的角度看也是对学生最有效的教育。学生从教师身上，看到什么叫“人无完人”，什么叫“知错就改”，什么叫“见贤思齐焉”……教育者对自己错误的真诚追悔和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将感染着激励着学生在人生的路上不断战胜自我，一步步走向卓越。
我不同意“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教育者应有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主张将我们的心灵融进学生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师生心灵的和谐共振，互相感染、互相影响、互相欣赏的精神创造过程。它是心灵对心灵的感受，心灵对心灵的理解，心灵对心灵的耕耘，心灵对心灵的创造。让我们的教育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平等，更多的科学，更多的个性；让我们的教育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历程！
正是在这“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历程”中，我们的教育便放射出了民主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