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谁做主——史建：从城市决策看城市规划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06:12:38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第二届深圳建筑双年展学术研讨会，当时我被委托的项目是深圳市民中心规划和建筑设计研究，这个项目由我和广州的平面设计师王序一起来做。项目的核心议题就是城市谁来做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探讨了城市规划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偏移，最后导致了怎样一个结果等问题，今天就以深圳市民中心规划为例来谈谈城市决策这个问题吧。
从深圳、北京来看城市决策问题
深圳整个城市规划和市民中心的建设过程都十分民主化，招标、投标、建设的过程都是透明化的。深圳市城市规划的概念非常先进，这种制度上的先进和北京是完全不同。北京的城市建设完全由政府掌控；深圳则是通过对社会的招标来完成，相对来说比较民主。但是这两个城市规划的结局却完全相反。北京的建筑大体是可控的，但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失控的建筑，比如鸟巢、CCTV新楼等，这几个失控的建筑是世界一流大师在北京的超一流杰作。但是在深圳，出现的则是一流大师较为失败的作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深圳市政府先进的运作机制而导致了这样一个失控的结局呢？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深圳的城市决策中选择的项目都是最理想的，这就导致了在21世纪的时尚大都市出现了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从整体的规划风格到建筑单体设计方案，无一不处在无序失控的状态。深圳的民主机制导致了非民主的结果，这其实是市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参与导致的。市民中心是美籍华人设计师李明仪的方案，初始设计风格很有赖特的风格。但是方案公布后有很多异议，有人指出市民中心与后面的莲花山没有合理的空间关系，最后深圳市政府用气球模拟了建筑建成后的坡度，又做了一个比原方案高10m的坡度做为空间的假想参照建筑。这个做法就象贝聿铭给法国卢浮宫做的那个扩建方案一样，当方案公布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法国媒体都反对。市政府就用铁链模拟了卢浮宫扩建后的尺度，大家看到建成效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接受，于是争论至此平息。深圳市政府效仿当时巴黎市政府的做法，模拟建成场景，请市民根据自己的审美来投票，最后选定的方案竟是那个用来做参照空间高度的假想方案。由于坡度的升高，导致了方案中的屋顶翘角必须翘得更高，最后这个方案就变成了一个具有表演性的完全没有用的屋顶。建好后，人大和市政府都搬了进来，政治氛围变得浓厚起来，这里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与市民无关的市民中心。市民中心广场面积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3倍，上方也没有任何遮蔽物，看上去就让人难以接近。广场虽然没有围栏，但绿化尺度夸张，控制相当严密，百姓是不可能进去的。方案采取中轴线式设计，给人感觉十分严肃强势。我们都知道，深圳是一个带型城市，这个轴线就这样横在那里，正好对着香港。轴线是权利的表达，所以空间的表达结果就是很威严，给香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这是一种无序选择的结果，其实是控制不住的。
从地图上看深圳是不规则的，相对来说，北京就比深圳简单多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思路十分明晰，环路与几条贯穿环路的横平竖直的主要交通干道就造就了现在的北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京，有人说北京古朴幽雅，有着皇城根独一无二的霸气，也有人说北京空气污浊，城市都是灰色的。真正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虽然北京的空间逻辑简单，但当你真正走进北京，会发现北京其实是很丰富的。尤其是最近十年，北京正在产生自己的都市性。这种都市性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巴黎、纽约的都市性具有物质属性，我们看得到也摸得着。但北京的都市性则表现在“气场”这两个字，很虚很飘渺，它不是以一种漂亮优雅的姿态呈现出来，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底蕴”。不可否认，北京在文化上具有磁场效益，具有很强的吸纳力。能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人聚拢在这里，既然北京环境这么不好、政治氛围又浓厚，他们为什么还要来？他们不是喜欢北京的物质状态，而是喜欢北京的精神状态。
北京城里有个官方的北京，这种氛围控制着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官方北京的色彩就显现出来了。这里也有原生态的民间北京，正在从二环里向二环外飘散。这里还有一个属于文化创意阶层的北京，你不能确切地说这些文化人究竟在哪里，但他们确实存在。形形色色的人叠加在北京城里，大家相安无事。智慧的使用方式成就了望京韩国村日益繁荣和798的欣欣向荣，这些都不是政府预先规划好的地块让你做什么用途，而是公众聚集到一定规模后形成的区域。这就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到这来。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北京，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们都是被某种气场吸引过来的。这就和深圳所谓的民主性城市决策最大的不同。
城市规划中的市民参与
城市规划并不完全表现在实体上，不是一个有逻辑的理性结果，而是城市中各个阶层的人对城市规划的影响。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思路，整个世界的城市规划都是这样，不可能按照规划师的理念去做，而是在规划的过程中城市的各个元素产生博弈和互相影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请市民投票就是参与城市规划了。
以深圳市民中心为例，在公众投票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业内人士参与。日本建筑师矶崎新曾在规划区域的东北角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设计，说实话这个设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惜没有中标，他的中标项目都是比较差的。这个结果是如何导致的呢？除了市民投票的参与部分，还有专业评委会的参与，而专业评委会的参与比重远远大于市民的参与比重。这个评委会的组成人员其实很“北京”，所以深圳市民中心也就做得很“北京”。我们都知道，刚开始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十分贫穷。近些年国家富裕起来，我们就需要一个象征国家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强势的建筑在北京没有建成，但是在深圳这块从中央来的“飞地”就建成了。民主与集权其实很矛盾，所有问题纠结在一起，就导致了城市规划的失控。
那么市民投票是不是真的就科学了呢？在我国，建筑学并不是一个普及的学科。这和西方不同，建筑学是国民教育中一个基础的教育科目，几乎每个西方人都能说出古希腊、古罗马的柱式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的建筑学教育起步很晚，到了梁思成以后才真正设立了建筑学科，建筑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中国民众对建筑还不是很了解，大家谈起建筑的时候都认为那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因此中国的城市规划基本是规划局一方就搞定了，市民又怎么能真正参与进来呢？
城市规划中规划师的角色
有些规划师其实很想把城市规划做好，但是在城市运作过程中却面临许多问题。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出现了许多美丽的城市，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它就是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过大都不可能出现好的东西。我们国家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政府控制力太大，没有一方能与之抗衡，规划师也无能为力。很多规划师都认为深圳是个很好的机会，它好像是一张白纸，但是非常可惜，我们没有在这张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
在西方，规划师是可以给政府规划部门一个专业性的引导，可是在我国似乎行不通。即使世界顶尖的规划机构在中国做的项目与国外做的项目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在中国做项目好像是在摸着政府的脉搏走。例如易道在天津做的海河沿岸景观规划，因为尺度和人文景观极度不和谐而失败。这个规划看上去给人留了空间，但这些空间很苍白，也没有什么实用意义。并且本来海河沿岸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殖民时期老建筑，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历史价值，但是新规划却模拟了巴黎的塞纳河，弄了一个非常大的尺度，侵占了原有的城市肌理，导致拆了很多老建筑。新的景观过度张扬，没有尊重原始的城市景观，这是不符合规律的。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导致的？是易道公司吗？那为什么他们在其他地方会做出如此优秀的设计？这样想来似乎不是设计者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设计事务所都是要讨好甲方的，而不是引导。
在城市规划中，你看不到规划师的公共形象和他们的态度，他们只是国家体系的附庸。从专业院校走出的规划师进了规划局就消失了，成了国家官员。很多人毕业后进规划院就做小区规划、厂区规划等，对城市规划不会有什么贡献。我们国家的城市规划基本都是空降专家的一锤子买卖，这些专家来到这个城市，负责任的还去现场看看，不负责任的在饱餐一顿后随便参加个什么会，就确定了这个城市的规划方案，这样能做出优秀的城市规划吗？
决策是专制的，过程是民主的。这不是坏事，但是决策者要有明智的头脑来选择。我们原来对强权规划有个误解，其实坏规划不仅仅是决策者的问题，是各方博弈后产生的结果。执行规划的官员虽然很多都出身于规划专业，但是中国的行政体制原因，导致了决策并不能始终贯彻下来，通常都是这届市长和下届市长对城市规划的意见不同，这个市长就推翻了上个市长的决策，城市规划就要重新做。没有一个长期坚持的人来负责城市规划。如果让一个规划专业出身的人来负责城市建设，用很多年的时间专注于城市规划，我相信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