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新加坡怎样留住人才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12:50:45

寒假回高中母校广东中山纪念中学，跟其它高校的校友组团搞“情系母校”活动，向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所在高校。当时来自武汉大学的校友代为介绍了新加坡的留学政策，其中提到若接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在完成学业后须根据入学前签订的协议，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服务一定年限。
这种政策实际上体现了新加坡高校里国际留学生的权利义务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留学生享受了获取政府奖学金的权利，就要相应地履行服务于新加坡社会的义务。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源于新加坡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奖学金发给留学生相当于新加坡社会为留学生履行了保障其学业顺利完成的义务，或者说留学生从新加坡社会享受了使用奖学金的权利，根据权利义务平衡的原则，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留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服务几年，为新加坡社会履行义务是应该的。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通过这样的方式留住了人才，至少留住了人才几年的服务。反观中国的人才流失现状，也许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新加坡的权利义务平衡术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参考。
我向辅导员了解到，目前在美国硅谷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多达三千人，相当于现在清华大学一年培养的本科生数量。如果按照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华大学每年招收一千名本科生计算，那美国硅谷更是全校整整三年的毕业生。
再看看清华大学目前的出国热现状。我所在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每年有三分之一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从大二寒假开始就有大批同学留在学校，每天到附近的新东方学校上GRE、托福课程，春节前后才回家待几天。大三是考G、考托的冲刺期，准备到海外留学的同学就会随身带着一本英文单词，上不那么难学的选修课时就会掏出来背。老师们都鼓励有志向的同学到海外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然而与新加坡不同的是，学成回国并不是刚性的制度约束，而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口头教导。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权利义务平衡机制的漏洞导致了权利义务的失衡。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众多国立大学，其教育资源大部分来自中国纳税人。在清华大学，我念本科每年交的学费和住宿费总和为7200元，这跟清华大学维持本科教学的运行所投入的资源相比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清华大学每年都要为我的学业提供大量补贴，这些补贴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而政府的拨款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纳税人。这就是说，我作为一名国立大学本科生，在完成四年本科学业期间，实际上享受了获得中国纳税人资金支持的权利，要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我至少要为中国社会贡献相应的服务。但现状是，在制度上我可以完全不为中国社会贡献一点一滴，只要获得了国外高校的学位，并且过了签证这一关，就可以一走了之，以后也可以一辈子在国外企业工作，从中国社会享受权利，然后向其它国家履行义务。这样，就相当于存在这样一个漏洞，使得中国纳税人源源不断地为外国履行义务，并导致了中国社会权利义务的失衡。这一失衡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培养的大量人才流失海外。
新加坡通过奖学金制度约束保证了在新加坡获得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为新加坡社会尽一份义务，中国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参考这一模式，而不仅仅是通过道德上的爱国主义号召。目前可以做到的是，在制度上保证享用国立大学教育资源的毕业生履行相应的责任，在道德上鼓励这些毕业生担国之重任成国之栋梁。
新加坡简单的制度留住了这个城市国家繁荣昌盛所依赖的人才，这个简单的制度若能为拥有13亿人口、每年培养数百万大学毕业生的中国所用，其效益将不可估量。
后记：本文被中央电视台经济台2010年3月18日《第一时间·读报》栏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