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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