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不是必须的，但是必要的/李德武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08:53:19

【按：原哈尔滨现居苏州的中间代诗人、批评家李德武关于中间代的旧文一篇，收入《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安琪、康城，编，2002年）及《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编，2004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存。——安】
命名不是必须的，但是必要的
哈尔滨·李德武
接到黄礼孩和安琪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我想首先对黄礼孩和安琪的辛勤劳动与诸多付出表示我的敬意和感谢。这样说并不因为这部集子里收入了我的作品，在我心里，每一个踏踏实实为诗歌做事的人都值得我尊敬。
在这部集子里，编者第一次使用了“中间代”这个概念，并有意选择６０年代出生的诗人为编选对象，应该说这一编选角度是比较独特的。入选的这些诗人基本是当前诗坛上的活跃分子。除了照片上的面孔让我感到陌生外，这些名字多数都非常熟悉。这些诗人基本是在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到写作的成熟期，有的更早。长达十几年的语言磨砺和生存体验，让他们能够保持一种厚重的诗歌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入选的作品彼此之间风格迥异，从中可以窥见这些诗人写作的个性追求。由于编者的慧眼，这里主要是安琪对诗的天性敏锐，使得入选作品可堪称是诗人们的代表作。不注重名气，不强调派系，而重在展现诗人的实力和作品的艺术含量，可能是这部集子另一个不同凡响所在。对此，黄礼孩对诗歌的虔诚与奉献，安琪对待诗歌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都是值得称道的。但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面对这部集子中６０年代出生的庞大的诗人阵容，我仍然觉得还有很多优秀的同龄诗人被遗漏了。如果仅仅就一部选集而言，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任何选集都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但谈到６０年代出生的诗人，或叫中间代，我希望人们不要把眼光局限于此，尤其是批评家和中文系的教授们不要把这部集子当成唯一的资料。我的意思是说，对６０年代出生的诗人的重视与挖掘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远没有看到潜藏在生活底层的众多诗人身上某种精神和艺术品质的重要性与可贵性。我希望这部集子应该唤起人们对６０年代诗人全面而广泛的关注。
由此看来，命名不是必须的，即一个诗人或作品必须通过命名走向完善，但命名是必要的，因为就阅读而言，人们更愿意依赖一种简单的划分。所以命名的意义不在于推动写作的进步，而在于推动阅读的展开。毫无疑问，没有这部集子，这些天南地北的诗人，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不可能同时收入到我们的视野里。它强化了我们对一代人写作的比较与甄别，并使彼此不相关的写作表现出某种内在的连带性和共有特征。显然，在这里阅读的空间被扩大了，本来局限于某个具体作品的阅读现在无形中蔓延到对一代人精神和心理的窥秘。我知道在对这一代人的写作命名上，安琪颇费了一番脑筋，叫“中间代”是她苦思冥想后的结果。其实叫什么不过是给一种具体的存在找一个好记的代名词。这种类别上的鉴定原则上是属于文学史的工作，是对写作的后视。这项工作的意义除了推动阅读的开展以外，再就是体现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自身艺术责任感和良知。显然，没有人能够决定诗歌作品历史留存的尺度，但是，发现每位诗人作品的独特价值却是这一工作的根本宗旨。所以，这种命名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对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肯定。我相信，今天我们具备这样的理智和清醒，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一命名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而不至于因为这种命名在诗歌阅读和批评中变得有效（尤其是文学史效应），使得诗人忽视自我精神修炼和对个人话语的发现，从而转向对功利的追逐和分享。
其实这一代人的出现是必然的，自身经历的复杂性和生存背景决定了这一代人对诗歌的独有理解和实践。１９８９年以后，这一代诗人清醒认识到写作不再是一种“运动”，集体写作的解散标志着从属于集体意识的写作回归到诗人独立的内心世界。此刻，诗歌回到了它的本源，既诗人对自我精神形态和心理需要的觉悟，以及对语言的生命领会。这决定了心灵成了诗歌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归结为对自己生命的辨认和袒露，亦即诗的个性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合一。在这一代诗人身上，诗也许并不担负任何重任，譬如：史诗、正义的代言人、民族的灵魂等等，但诗担负着诗人的生命。或者，这是一种互相的负载。因此，这一代人对语言的觉醒以及对形式的创造不是基于对传统或前人的背叛，而是基于对个体生命需要的满足和自身情趣的纵容。正是这一代人个性的多元化和情趣的广泛性创立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元写作的格局，并带动诗歌写作朝着精神和语言的纵深方向发展。
现在，这一代人正进入写作的高峰期。无论是个人学识、经验，还是天分的才华，都表明这一代诗人在目前中国新诗写作中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他们自身的持续努力和自我超越也将使他们的写作不断趋向完善。因此，现在还远远不是给这代人下最后定义的时候。但毫无疑问，这里的绝大多诗人用自己的实践开拓了诗歌的写作途径和精神空间，推动了新诗在语言和形式上的探索。而他们在当前写作中所焕发出的旺盛的创造力将令他们身后的诗人感到压力，因此，他们无形中将试图超越他们的年轻诗人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这也许是中国新诗走向成熟所必需的内部动力。新诗的成熟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实践和奉献，而“中间代”奉献的可能是精神的独立坚守、对写作可能性的尝试与实践、对个人话语的敏锐和自觉维护以及作为诗人所必须具备的良好品质与艺术素养。关注“中间代”，不该成为诗歌势力与阵营的划分，我们应该站在中国新诗整体发展的高度看待“中间代”，因为，这一代人正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延续过去那种简单的“PASS”和否定已经不适合当前新诗写作的发展需要，而能不能建立健康的写作环境和风气，不断在人性和艺术性上进行严肃的探索，并把这样的探索在不同时代的诗人身上传递下去，这将是中国新诗真正走向成熟的关键。所以，我希望“中间代”不是一个６０年代出生诗人的专有名词，而是属于所有的年代、所有优秀的诗人。它不是一个团体的代称，而是中国新诗创作活力不衰的象征。那时，我们再谈“中间代”的时候，我们实际说的将是“中坚代”。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４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