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医生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10:39:58

看到一个病人上访时的材料,才发现原来现在的医生这么不可信,以后生病咋办?
　　上访时的材料
　　
求救书
　　衡阳市政协：
　　我叫罗晓香，女性，现年38岁，是衡南县萤石矿下岗工人，现住在衡阳市珠晖区红星菜园。
　　我于2009年8月突发腰痛，于是到衡阳市附一医院检查，结论为腰4椎体老化、信号有点过高，但未发现其它问题。附一医院脊椎科医生王文军（脊椎科主任）则要求我立即住院手术治疗，并一再向我说明，“此病就像一块石头压着一棵草，把石头搬开了，草就长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如不做手术就会瘫痪。”于是我相信了他，以为做了手术后马上就会好。我于8月24日到附一住院，王文军在27日为我做了手术，且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将我的腰5和腰脊骶1也一同做了手术，并加了内固定，我后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他讲“是采用的英国技术，主要是防止以后腰5和腰脊骶1病变，因此一起做了”。术后由于打镇痛药的作用，我感觉还可以，便于9月16日出了院。
　　出院后的第4天开始，我便感觉到腰以下疼痛难忍，便找到王文军，王说，“这是恢复期的正常现象，开几副中药吃就可以解决，并说附一的中医不行，让我到中医院去开”。于是，我便到中医院开了二次中药，我吃完中药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痛了。便于10月29日重新到王文军处住院治疗至今，前后共花了10多万元。经5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未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且右脚已开始萎缩。
期间我在丈夫的陪同下，分别于2009年11月到了湖南湘雅和湘雅附二医院，2010年元月到了上海长江医院，2010年3月到了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找到相关专家咨询，他们给我的答案基本上一致，都说“像我术前这样的病情不应做手术，就是做手术也不应做这么大（打了6颗锣钉），且骨头切多了，并怀凝腰脊骶1两颗锣钉可能过长，压迫神精（但都不愿出具书面报告）。
　　3月16日，我从北京回来后，将情况向家人诉说，我80岁的父亲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气之下于3月18日去世，现年近80岁的母亲还瘫在床上。
　　近几天我的腰以下痛的更加剧烈，就象针在扎我。我同丈夫于4月8日上午找到王文军，请求王：是否可以参考其他专家的建议，给我重新手术检查固定锣钉，可万万没想到王态度生硬，甩出一句“谁说有问题，你就找谁去。”就想溜之大吉，我一个重病人拽着他的衣角，哀求要他暂不要走，可王文军这条披着白大挂的恶魔便原形毕露，不顾我还是一个重病者，竟动手打我，我讲你怎么打人，王竟说打死你又怎样，随即将我打倒在地，并还打电话想调黑社会人员来打。我真想不到一个在我市响有一定名气的国立医院的专家、科室负责人的良心竟如此之黑，医德如此败坏。
　　王文军打了我后，有人怕事态扩大，便打了青山街道派出所和附一医院医务科的电话，但此后王文军就再也没见人影了。
　　派出所干警来后，做我及丈夫的工作，要我们稳定情绪，不要把事态扩大了，我们都听了干警的话，未做任何过急之举。但我们提出了三个要求：1、要求王文军对欧打病人一事应当面道歉；2、医院方应对我的病情作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3、如附一医院再没能力治好我的病，按王文军的说法，要我去别的医院治疗，附一医院应与我签订协议，承担我到外地治疗的全部费用。派出所的干警们听后认为这些条件合情合理，并不苛刻，但讲明具体问题要我与院方医务科协调解决。8日下午，我丈夫到医务科协调，参加协调的院方人员只有医务科的一位张女士和脊椎科一位姓宋的副主任，王文军确不见其人。院方对我们答复是：1、王文军打我是情急之举；2、对我的治疗方案确定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3、对签订协议，确定我到外院治疗的费用由他院承担，他们医院没有先例。
　　对以上的三个答复，我感到非常心痛和愤怒！！！
　　请问：
　　1、一个国立医院的科室负责人情急就可以欧打病人吗？
　　2、从我第二次入院（2009年10月29日）至今以5个多月了，他们为什么没给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难道要我等到死吗？
　　3、我是因小病而被王文军治成大病的，且他们再也没办法治好我了，我不得不到其他医院治疗，这个外治的费用，他们难道不应该开个先例承担吗？
　　我都是一个因王文军造成的疼痛难忍，奄奄一息的病人了，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名弱女子，我在附一医院以没法讨回公理了，他们太黑了，我真想像不出这还是共产党办的医院。今天我含泪哭诉，恳请政府在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下，保护我一个弱者的生存权益，为我做主，救救我！
　　假如当地政府都无法保护我的生存权益，我只有上北京喊冤，或者只有和王文军同归于尽了。
　　
　　
　　
王文军造就的重病人：罗晓香
　　
2010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