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乡土的诉求与野性的思维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10:58:47

对乡土的回溯，是现代人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源头，作家们总希望在古老的乡土中找到文明的渊源，找到文明的象征以及人类的过去。陈启文的新乡土长篇小说《河床》（花城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无疑也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应该说，《河床》在新乡土小说中是一部颇具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作品，陈启文的小说总是很有冲击力，诗意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充满激情的叙述，这一切使我们在阅读时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快感，令人震撼而感动。它的独特性，表现在其鲜明的反结构特征上，打破了乡土原型，乡土不再是作者所要直接表现的东西，而是直接以作者自我的乡土感觉作为表达的核心。在现代乡土叙事中，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也不难看出作者重构乡土的诉求。然而这样的重构一开始就带着天生的文本缺陷，它扩大了想象，缩小了现实，乡土由此而沦为个人主观感觉的附庸。
面对如此宽阔复杂的乡土，作者不是去更为现实和逼真地表现其存在的实质和价值，仅凭个人的感觉，既缺少广阔的乡土视野，又在表达上显得异常无力。它直接导致了人性的力量难以更深入地挖掘，而属于生命的力量，更多地表现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野性”上。可以说，《河床》从头到尾就是对这种非理性的“野性”的逐一展现。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充满了野性力量的汉子，“像是父系社会的酋长”，他对河床上的一切生灵疯狂猎杀，他战胜那条巨蟒的过程和谷花洲人对那条巨蟒的分食，让人感觉到作者描写的那片河床还处于原始社会。这使得我们在这部小说里，看不到任何文明进程的痕迹，感觉作品并未从现实出发，而是从野性的思维和原始人类学出发，也就缺少成为生命自觉的审美观照，徒有对兽性的极度夸张与放大，却绝少有人性的洁净与升华。
如果说作者对“我父亲”的种种野蛮还多少持有批判性色彩，对另一种野性则是欣赏与赞叹的，那就是“性与生殖”。“河床就是这样子的，能让你一时兴起，能让你随时随地把生命本能发动。没有人会憋着自己，一腔热血涌上来，趁热就会把一个娘们摁在地上给干了。他们就是靠这种植物生长的本能，靠一种蓬勃生命的欢欣，去制造欢乐。他们带着原始的活力大声呼唤，却不曾意识到自己正变成某种巨大链条上的一环。河床也就永远都处在一种神奇的怀胎孕育中。每年春天的气息仿佛都是从子宫里开始弥漫的。”而且，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描绘，可以循着一代一代先祖的灵魂图腾上溯，“我们这个村庄叫谷花洲。说它是个村庄，不如说它是我曾祖父和一群来历不明的女人共同制造的一个大家庭”，而作为下一代的“我”，也依然找不到属于未来的任何启示，更没有丝毫改变迹象，只有一以贯之的对“性与生殖”的原始崇拜，“我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对成熟男人那种强大勇猛的力量的向往。我渴望获得像他们一样的力量，长出我父亲那种很威风的粗壮身坯。”作者甚至不惜篇幅，描写了“我”和朱小菊十四岁时的一次“性”的探险，连水乡常见的船也被赋予了性的图腾性意义：“这船模样古怪，两头尖，中间深而大，还有个洞，用来插桅杆。这样的船无疑充满了性的意味。只有逐水而居的人，才会把他们对生殖繁衍的生命本能制造成这样一个具体的形状。”作者试图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生命本能，去展示所谓原生的、野性的力量，然而这样的“野性”早已越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这样的“人”也就跟河床上那些野猪没多少差别，甚至连野猪还不如。这样的描绘无疑只会让人类感到深深的悲哀。
在当今的所谓新乡土小说中，以野性的思维表达重构乡土的诉求，似乎已经成了作家们的一种原始冲动，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陈启文的《河床》，还有《藏獒》等，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文本范式，或通过狼群、猛犬生活的勾勒，或通过人类原始野性力量的展现，去获得所谓乡土原生的生命体验，却对乡土现实生存与文化境遇中那些更紧迫的问题熟视无睹，缺少严峻的拷问，曾经让老百姓如此亲近的乡土却让我们感到越来越陌生了。他们获得的生命体验也是残缺的，既有人的主体精神的缺陷，也有主体人格的残缺。而真正意义上的新乡土小说，不是把人类重新置于野性的乡土世界，而应该着力描绘人类一步一步地走出愚昧的艰难而又卓越的历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去观照中国人的乡土精神，如此方可有更深刻的人性挖掘，开辟新乡土小说艺术探索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