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一个人的南方经验（节选）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9 10:58:53

这里先说第一阶段：1993年，我辞去公职，来广州谋生，用这里的话说，是搵食。这比谋生更直接也更惨淡。我曾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漂在广州》的叙事体散文。这是一个开端。许多年了，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记录南方的真相，这一切都不是过去式，与回忆无关，而是我与无数外来打工者、打拼者和漂泊者正在和共同经历着的一切。我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与他们——那些正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一同经历着，感受着，生命里的颠沛流离、生存的重负和卑微而渺茫的希翼。现在勉强可以说，我多少懂得了一些南方。我也无所不在地被一些真实的人和无法虚构的细节所感动。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而立到不惑、正在走向天命的命定的漂泊者，也许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在寂静中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的来路或归途，也给自己的灵魂重新注入一些有活力的东西。
——这也就是我陆续写出的一系列以南方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有很多选刊选本转载和评论，大家如有兴趣，可上网搜索一下。
一个问题，我总在下意识地追问：这些外省人来自哪里？谁知道？

我还真的写了一部叫《谁知道》的小说（插入书影），这是一种对暧昧身份的追问。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乞丐儿酱板鸭从小跟着脑子受伤被生活折磨得心理扭曲的父亲——在血缘上十分可疑的父亲逃亡似的到处流浪，靠骗人的杂耍乞讨生活；另一条线索，少女石榴则随改嫁的母亲来到城里的瞎子后父家，并在母亲的调教下拼命想忘掉乡下人的身份，融入城市。某一天，这两条原本毫无关系的线索、这两个以不同的方式漂泊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致命的交叉，一个懵懂情事的少女和一个正处在青春期躁动的少年相遇了，而青春的躁动与潜意识深处的幻觉，最终使这样的相遇演绎成了一次致命的遭遇，男孩最终掐死了女孩。在叙事上，我有意将原本完整的故事组成拆解成了零散的部分，通奸、流浪、改嫁、抛弃、误杀，这些散落的碎片像生活本身的残骸一样散落在各处。读者能看到生活的一些大致轮廓，但无法看清它完整的全部。谁又能看清生活完整的真相？谁又能确定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是看似明确的东西其实都很暧昧，很混沌，很懵懂，更多是人类永远不可知的东西。我觉得，这正是存在的神秘之处，也是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甚至是大限。而我的这部小说，无疑是为了表达对许多生命根本问题的一些追问。这样的追问，也同样被写入了我的中篇小说《洗脚》（插入书影），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入了我几部漂泊题材的中短篇，这里以中篇小说《洗脚》为例，一个从湘西山寨里走出来的洗脚妹与一个博士生的穿插式交往，在城市里，她失去了故乡，没有来龙去脉，甚至连名字也失去了，被人称为“野狗子”，但她干净的内心和代表了乡村的纯朴存在，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卑微的存在。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我的长篇小说《河床》（插入书影）。我来自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来自哪里。很多读者曾问我到底想要通过这部长篇来表达什么，读这个小说，也许可以和我的散文《河床，在时间的岁月中》一起来读，在这篇散文里，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1979年是一条重要的界限。通过高考，我进入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国家粮，城市户口，干部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从娘胎里重新出来了一次。然而，当夜深人静，当我在城市夜晚的某张床上突然醒来，我总是感觉在这张床上躺着的是一个与自己十分相似的陌生人。在远离了那片我降生的那片河床之后，我逐渐相信那里的一切（我梦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我本身，却越来越接近一种假相。每当我穿过城市如森林般的建筑，我总感到我正朝离城市越来越远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逆光而行。在任何城市里，我都显得形迹可疑，来路不明。这成了对我的一种折磨。1993年，在我三十一岁那年（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拐点），我辞去了公职，我以一种彻底的甚至决绝的方式，把十四年前获得的一切，在十四年后全部抛弃了。我似乎悟到，那折磨我的其实不是城市，而是给了我各种身份却始终难以让我确立自己人格的单位。现在，我自由了，我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别的身份。但我真的自由了吗？在某一天，我被叫进了派出所。姓名？年龄？我严肃地一一报上来。单位？我摇头。职业？我略怔了一下。我没有勇气说出我是什么作家，我嗫嚅道，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看见警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估计他还从没有听到过有这样的职业。我便跟他解释，他偏着头，听着，忽然扑哧一声乐出了声，大概是觉得过分，又赶快一摆手，提笔在问卷上那空着的一栏里写了两个字：无业。我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我时常在法院贴出的那些宣判的大布告里，看见许多罪犯的姓名、年龄之后都写着：无业。这时我也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犯罪感。我有罪。对一个人身份的确认，在我们这个国度，一旦离开了现实体制的框架之后，竟是这么难。今天，我早已年逾不惑，天命将至矣，五十而知天命，然而我仍然无法打破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幻觉。

这种原罪意识，这种暧昧的身份与永无尽头的焦虑之感，贯穿着我的漂泊，以及在漂泊中的叙事。我写过一部长篇叙事体散文《漂泊与岸》（插入书影），那年，我从体制内走出，在突然失去重力之后备感茫然。或许，是因为那时特别渴望有一个方向，我茫然地走近了一条河，湘江，我以一种几近疯狂的方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徒步穿越了这条河流，没想到往这条河边一走，我会找到隐身于一条河谷的另一个我，以及许多后来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无论是谁，一旦走近这条河流，他们都将在这里强悍的民风中去掉他们最后的矫情，最终在这无遮无挡的裸露的自然力量中完成自己，同时诞生自己。当屈原的《离骚》和湘楚之地的巫歌被土著们以笨拙的方式混在一起大声歌唱时，湖湘文明的精神内核已经长成。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最奇特的文明，地处江南却无江南的柔软灵秀，它是强大的，有着可以与北方对峙的力度，却又完全不是北方的那种硬朗。这两种极端的精神气质，凝聚并交融于同一条河流，同一种文化。它可以忍受一切，就像舜那样抱着悲悯仁慈的念头。它又可以摧毁一切，就像曾国藩一样显现出铁血的宰尽杀绝的狰狞。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悲观的，这种悲观由太多失败者的情绪郁结而成，它觉得整个世界一直都处在无可救药的状态，惟有自己可以去拯救，而且是用一种绝望的方式去拯救，绝望的反抗，绝望的杀戮或者自杀。没有哪一种文明会繁殖蔓延出如此复杂的含义，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培养蓄积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孤独，高傲，绝对，狂热，又包涵了深深的诡谲。没有它，中华文明里或许就缺少了一种诡丽的格调。
在徒步穿越湘江后，我只身来到了南方，我感到我已经有力量来应对一次更加漫长的漂泊了。

打工，产生“打工文学”，漂泊，也产生“漂泊文学”。我的长篇系列叙事体散文《南方经验——谁正与你擦肩而过》（待出）或许就是这样一部属于南方的“漂泊文学”。严格地说，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打工者，我是一个没有单位、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漂泊者。《谁正与你擦肩而过》是其中的一篇，我承认，关于这篇作品的最初的构思，首先是一因为一件真实的事而触发的，它发生于一场偶然碰撞，一个城里的女孩和一个农民工在大街上无意间撞在一起了，这样一次真实的碰撞，命运的碰撞，让我开始打量，那些从乡村走到城市落脚的求生存者，那些背着蛇皮袋的人的命运在城市的表情里沉浮着，每个人在茫茫人海里就像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鱼。他们中有初进城市务工的淳朴、善良的小伙子，有为生计而日夜劳碌奔波蹬三轮车的，有满脸风霜的擦皮鞋的女人，有生命活力日渐泯灭的扫街姑娘，有忧伤满怀的流浪歌手……尽管非常卑微而渺小，但他们又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城市生活中，而不是概念性地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面对那一缕代表生命温热的鲜血正从一个生长在乡村却躺在了城市马路上的年轻的躯体里像抽丝一样的流出，我们的心除了颤栗和疼痛，能向这个城市声讨吗？就表面叙事而言，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澜，然而，在这些微澜的背后，显现的却是生命尊严的践踏、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泯灭，以及弱势群体生存背后隐忍而坚实的人性光泽……
对这样一个庞杂而笼统的群体，——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外来工、外来妹、外省人、盲流……他们拥有很多名字，从来没有谁给予过一种正式的命名。很少有人真正关注过他们，连他们自己也很少关注自己。关于底层的生存状态和悲苦命运，已有太多的叙述，也不乏充满了现场感的、裹着浓厚的生存真相文字，但很少有人从探询现实苦难的根源出发。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像垃圾一样被虚构着。虚构他们的，除了一些伪善的文人，还有那些貌似深刻、貌似有良知而不同流俗的学者。他们成了一个被过度诠释、过度炒作的话题，但很少有人真正看清楚过他们。对他们的正视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绝非令人悲悯的可怜人物。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最重要的不是同情，更不是救赎，而是正视和尊重。他们从来就不需要救赎。需要救赎的是这个社会的另一些人，甚至就是这个社会。我时常想，在这样一个到处都在寻欢作乐、纵欲狂欢的时代，到底谁最需要拯救？而我已经深信，只有他们，这些最底层的、依然保持着纯朴、善良天性的农民工才有这样的力量。而正是这样的力量足以支撑起我们异常沉重的反思，整个社会都必须反思。
对外省人的歧视，首先是制度上的。在南方，以至于在这个国度，每争取一点正常权利，都要付出非常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外省人以生命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个人不知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孙志刚（插入图片），他或许也曾与你擦肩而过，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两年的大学生，在一座被誉为花城的城市里，在这座城市最美丽的春天，他被警察和收容站的国家公务员活活打死，打死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刚来广州，还没办理暂住证，再就是他当晚出门时，也没随身携带身份证。他因此而成为了城市收容的“三无”人员，必须有人“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之后警方又不愿保释，这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活活剥夺了，而杀人者并未遭到应有的惩罚，杀人不必丧命，他们被控的不是犯有杀人罪而是“玩忽职守罪”。而且哪怕这样很轻的法律处罚，也遭到了当地警察的群体抗议甚至是罢工。但孙志刚的生命最终换来了一个“恶法”的终结——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了，年轻的孙志刚也许没有想到，他会以自己最卑微的生命来推动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迈出了艰难的一小步。

孙志刚生前照片
在我现在居住的樟木头，这个离深圳和香港近在咫尺的地方，曾经有一座令人闻之胆寒的巨大收容所。我有一篇散文《天命之地》，就写了这个收容所，据说，在二十多年里，在这里被收容过的人超过一百万。这些无罪的囚徒，只因为他们没有边防证、暂住证和身份证，甚至，甚至只是忘了随身带证件，一下就被抓起来、关起来。收容所，一个原本应该最仁慈的民政机构，却干出了人间最惨无人道的事。它不需要作出任何判决，想关你多久就多久，而你只能绝对服从，不能有任何的追问和申辩。我的很多老乡和亲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我的老乡，一个姓张的农民，他是在妻子病故之后到南方来打工的，一个农民的想法很简单，想靠打工还清给亡妻治病欠下的一屁股债，他刚下汽车，立马就遭到了两名联防队员的盘查，然后就被关进了樟木头收容所。一直到现在，也不知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收容。那时候，樟木头收容站每赎领一个人的价格是六百元，如果被关者的亲属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规定的地点，这个人就将被遣送到某个收容中转站，这一转就增加了成本，赎领费便升到八百元。那年头电信、交通还很不发达，从沿海地区把一个电话打到老张远在岳阳乡下的家里，先只能打到乡里，然后转到村里，然后再由村里转告老张的家人。老张的家人，实际上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小张。为了把老张赶紧“买出来”——这是乡下人的话，爷孙俩在亲戚和乡亲们那里七拼八凑地凑足了六百块钱，谁也不知道这连县城也很少去的爷孙俩这一路上走了多少弯路，等他们赶到樟木头，结果却扑了个空，——此人已被转走，至于“此人”到底被转到哪里去了，连收容所也不清楚。就在爷孙俩四处打听老张的下落时，在广东和湖南交界处的某收容遣送中转站，发生一次集体逃亡事件，十几个被收容的人员翻过围墙逃出来后，便拼命奔向一条河流。那是粤北湘南之间的一条界河，他们和自己的故乡只有一江之隔了。有的人泅渡过去了，有的人淹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者还有四人，他们失踪了。爷孙俩赶到那个中转站，中转站却没有让他们去辨认尸体，只向他们询问了一下“此人”的体貌特征后，便说，死者里没有此人，你们去别的地方找吧。就这样，差不多十年了，一个老人的儿子，一个少年的父亲，一直到现在依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在他的祖国失踪了。这一段人间伤心的传奇，还在续写。我的这个小老乡——小张在父亲失踪时还在念初中，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大活人真的就这样消失了。爷爷回家后便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母亲的病故，父亲的消失，爷爷的去世，这一连串的不幸让这个少年的人生少了很多迂回，没有任何过渡，一下便直接进入了社会。——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竟然还会走进樟木头，这该是他最伤心最绝望的一个地方，难道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还想重复一次父亲的遭遇？其实，这个懵懂少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通往南方的路，只有这条路他走过一次，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条路可走，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路。最终能走到这里，他觉得这是父亲冥冥中给他指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