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认识论信念系统？

显示全部楼层 · 2008-4-17 16:11:24

摘要：这篇研究未来文化信念的论文，主要考察信念学与文化学的基本理论，用哲学认识论的原理方法深入审视信念、信仰、文化信念这些基本概念。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浏览，主要提出以下观点：第一，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第二，信念和信仰并驾齐驱，从哲学概念上区分信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古代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第四，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第五，从哲学理性和信念观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导论》模仿康德名著《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亦有多处瑕疵呈现出来，但还算很认真地研究了与未来文化信念学相关的重要问题，对东方文化信念与西方信仰文化体系进行了初步比较性研讨。
关键词：文化信念信念观信仰观历史探讨
一、从历史看中国社会文化信念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又是一个文化大国。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辛亥革命，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信仰观念上，有着很强的共性。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从1644年至1911年，在亚洲东方占据了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规模达到3亿，统一台湾，统一新疆，是中央集权体制健全，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的超级大国。大清朝将农耕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了颠峰，是西方人崇拜的富庶国度。在文化上，编纂的几部集大成之作，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整理和总结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在西方社会历史上，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信仰观是非常清晰的。基督教在公元后2000年来的发展，使得社会的人对神明的信仰观念非常逻辑化和学术化。例如，一些历史人物曾经热衷于对上帝的存在给出他们认为非常严格的学术证明。西方历史与作为社会人的神学信仰观，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类的信仰观，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与西方基督教信仰观很不相同。中华文化的两大瑰宝——儒家和道家学说，渊远流长，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然而，在信仰观上是有限的。孔夫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未知事人，焉能事鬼”。道家将“道”、“德”升华为世界万物的“恒常”的本原。“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恒常之道”当成本体信仰，是不可言说的；而不可言说的信仰对象，就更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学说体系了。道、儒两家，都没有从学理上充分重视探讨社会人的信仰观部分。佛教是诞生于印度的一种原始宗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成为一门逻辑性和学术性较强的信仰哲学。然而，佛教的神明敬拜，也是有局限的，它毕竟是“外来的和尚在念经”，一些佛学的概念术语，如“磐若”、“佛”、“禅”等等，恐怕连一些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都是半懂不懂，更别说老百姓了。这样，它就无法达到象西方信仰观那样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程度。那么，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就以大清朝为例，经常在影视文化中出现的那些男性大辫子的历史人物的信仰观，有些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以此请教于专家学者。1、政治信念，是封建皇朝时代社会信仰观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大智大勇、爱民如子，对中国文化进步作出贡献的好君主。然而，由于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信念”，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信仰观以政治信念为核心，是中国历史的事实，其原因非常复杂。从正面来看，“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英雄气概，激励了历代优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亡，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幸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道德信念、学术信念，成为社会大众精神世界中，牢固树立的信念支柱。道德信念是用来调和、约束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是农业文明的需要，它在中国发展得相当完美。而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信念，则是别具风格的，它相当于西方人的哲学理念。汉武帝之后，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儒家推崇“学而知之”，尊师重教，“学而优则仕”，这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出了积极贡献。3、宗教信仰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和基督教文化不一样的是，西方人“上帝与我同在”，中国人“无事不求神”。中国人对神明的敬拜若隐若现，形式上表现出神秘化的倾向。但是，传统的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表现得根深蒂固，它以一种崇高的、庄重的形态和固定礼拜的形式，直接注入到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结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大清朝时代的信仰观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但是，它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无法完全调和好人口膨胀与食物有限的对立，饥荒，农民起义和内外纷争，加大了大清皇朝对社会实现统治的难度。到了19世纪中叶，大清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陷入了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蹂躏的命运之中。接下来是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噩梦连连。大清朝最终还是在内忧外患中覆灭了。
二、从哲学角度辨析信念与信仰20世纪初，中国本土的信仰观，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和民主信念、法制信念的洗礼。至20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终于结束，中华大地迎来和平的曙光，中国文化开始了奇迹般的复苏。再到21世纪，人类的实践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主要的表现方面为：第一，人类的信仰观几乎难以驾御人类的实践观或实践欲望，科技发展到可以用核子武器、生物武器毁灭地球和人类的程度；第二，科技极大地提高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和满足物欲生活的水平，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冲击了传统信仰观；第三，科技理性的世界迅速扩张，经济全球化，思想多元化，道德与功利的冲突更加激化，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的地盘进一步萎缩，人类进入“科技霸权主义”的时代；第四，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正以惊人的速度侵犯地球生态环境；即使不发生核战争，人类也有可能因为工业化，引起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失控、气候变化等等，而慢性自杀。下面将着重谈谈作者对人类信仰观的一些理论方面的思想碎片，望能得到专家学者们，以及关心信仰观问题的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1、对信仰、信念的概念作哲学上的辨析是必要的。从哲学上区分信念与信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信念与信仰并驾齐驱，成为信仰观学说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康德曾经指出，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为信仰留下地盘。依据康德的理论，那些属于人类对未知世界、对人类不可知世界的精神描绘、主观推断、主观追求和人类情感寄托的知识范畴，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信仰。从认识论的角度，信念属于信仰的范畴。给人的认识能力划界，界限之内的，称为理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而界限之外的，是未知世界或不可知世界的领域。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一精神领域的观念性知识，这就是信念和信仰。信念与信仰的区别是，信念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随着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而有可能实现，但信仰完全没有现实性。康德所生活的时代，科学理性还只是处在童年时期，也没有科技生产力所取得的大规模工业化的成就。信念，是社会的人对与现实相关联的未知领域的一种预期和美好憧憬。信念作精确化解释，即人类认识能力范围与未知世界、不可知世界的分界线上的知识和观念，就是认识论意义上信念的定义。信念既受到已知世界的影响和制约，又是通向未知的精神王国的桥梁，它是连接现实社会与宇宙本体（终极信仰）的一道思想彩虹。信念既能制约在它后面的科学，又能兼顾在它前面的信仰。显而易见的硬道理，就是信念有可能统一，信仰无法统一。2、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人类信仰意识的发展，需要经历“神明信仰观”、“科学理性观”和“文化信念观”三个形态。从游牧社会（或早期农业社会）开始，人类意识如同一个睡着了的婴儿，被神灵唤醒。人类开始有了知觉和情感，在同原生态和动物界的物竞天择中进化出来，成为地球的主宰。但是生产力的水平低下，在伟大的大自然造物主的面前，人类还依然显得非常渺小。人类早期，在生产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关于“信”的意识活动和情感寄托，占据了精神世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相信”、“信任”、“深信”、“坚信”、“迷信”、“信心”、“恐惧”等等。神明敬拜是所有这些信念和信仰意识活动的一个合理的逻辑归结。在当时，已知的领域相当狭小，人的思维境界中，充满了对神明的敬拜。社会升级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神明信仰观逐渐向科学理性观转移。科学实验、科学理性驱使理性王国和人类的实践王国迅速扩张。到今天，人类的实践能力既能够登上月球，又有可能用基因技术制造“克隆”人。人类理性知识的扩展，极大地压缩了信仰的国度。1945年，美国将原子弹投到日本广岛的上空，将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夷为平地。这标志着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陷入危险的境地。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随时有可能因为信仰观的颠覆而颠覆。所谓实践理性，也就是实践观，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积累和总结的经验、规律的知识体系。在近、现代，实践理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认识由实践驱动，认识和实践紧密联系并结合在一起。历史前行，到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电脑技术、信息科技几乎将全人类的思维联结在一起。科学理性的进步，渐渐开拓出一块连接已知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精神领地，即一块界于人类已经认识与尚未认识之间的分界区域。人类信仰观的中心将有可能转移到这一分界区域，即信念观的领域。人类在这一领域的观念知识可以将之理论化和体系化，并逐渐形成“文化信念观”。信念观比信仰观更加接近于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它对人们的社会化行为有着较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信念观有可能对实践观产生较好的、较为有效的指导意义。3、区分信念与信仰，重视探讨“信念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第一，使得人类的信仰观更加细腻、精确；第二，使得人类对神学信仰观的界定更准确；第三，信念与信仰并重，将有可能使得一个社会人的“文化信念观”，能够驾御住其科学理性观和实践理性观，并有可能突破和创新人类的实践观学说，从而减少和避免人类实践性灾难的发生。
三、哲学大背景的潮起潮落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哲学就是真善美；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学理性飞速膨胀的历史时期，哲学落后，哲学无用，这也是事实。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古老的哲学，人类精神的灯塔，也许似乎真的是，潮起又潮落了。哲学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果硬是要找一找哲学必然衰落的理由的话，我认为，第一，很多人文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都已经计量化、精确化，比哲学更加具有精确性和说服力，而哲学很难精确化；第二，现有的哲学理论对思维规律的揭示也跟不上时代；20世纪末，在电脑科技、模拟思维智能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电脑甚至可以超过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水平；第三，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的很多新问题，哲学也驾御不住。哲学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吗？还能代表真善美吗，还总结得了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吗？历史的行进，知识的扩张，似乎已经冲跨了原先那个浩瀚无边的哲学母体。在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理论，正在迅速崛起，逐渐充当起人类精神王国的主角。文化的定义有很多，最广义的大文化概念，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某一历史时期人类知识的整体，通过教育系统，映射在某一社会人的身上，这就是某一社会成员的个人文化。本文着重讨论的人类学、社会学意义的文化，即社会文化，需要从宏观上把握，它是指社会主流群体、社会先进阶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境界和精神追求。因此，文化决定了（或直接影响着）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系统中个体和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形态及其特征。文化和哲学具有很明显的区别。从研究方法上看，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历史知识和思维方法进行抽象和概括，分别归纳整理出这三类知识的一般规律，分别形成关于这三类知识一般规律和方法的逻辑体系，这就是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的哲学。而文化现象、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则是对自然、社会、思维这三类知识的一般规律进行大综合，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生存、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一般性的人文观念、原理和信条的体系。哲学注重理性，注重逻辑性，而文化观念则注重理性和大众性。文化观念或文化理念并不突出逻辑性。文化理论的诞生，在有形和无形中指导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文化基于哲学之上，文化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反过来，人类的许多其它知识形态，如经济学、军事、科学技术等，都不是“以人为本”的。文化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较好地将人类学的最高理念，概括成通俗易懂的观念、教条和信条，并融汇于一般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比哲学更加接近于社会大众，更加接近于时代精神，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哲学理念和文化观念（文化理念）属于很不相同的范畴。例如，“神即自然”、“存在等于被感知”，是属于哲学理念；“热爱祖国”、“环境保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流”、“控制人口”，等等，这些则是属于文化观念。文化观念比哲学理念的内涵更丰富，它除了涵盖哲学理念之外，还需要涵盖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和信仰观念。从学科分类上，可以将哲学界定为狭义的哲学，即只包括自然哲学（本体论）和思维规律（认识论）两大部分。而文化理论则是将社会学、历史学，同哲学、信仰观、人类学、科学技术、一般人文知识（如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一切知识范畴进行的大综合，形成的一门大众化的超级知识学科。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对哲学、文化等等人文学科进行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文化与科学相比较，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化境界，是人类智慧的自由王国；而科学则只是科学家的知识，是一种“范式化”、“规律化”的必然知识，是人类智慧的必然王国。科学知识的实质是开动（或运转）“思维机器”，得出关于自然界（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的思维产品；而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开发、塑造一个完美的“思维机器”。那么，有了哲学为什么还需要文化呢，引入了文化概念是否还需要哲学呢？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当代历史的实际特征来考虑。当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大众性和传播性是文化现象的两大特征。如果是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群里，也许用一点道德精神修养来教化人们的思想就足够了。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空前大规模人口的时代，知识的高速递增，信息共享，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全球化，为文化地位的迅速提升提供了舞台；许多单一的、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对社会的发展的理论价值，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是，哲学的推广陷入了困境，而另一方面，良好的大众性和传播性，使得文化的地位与日俱增。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重要性是逐渐上升的。如果没有当前超大规模的人口，没有思想形态的多元化，文化的重要性也无法凸显出来。文化理论的异军突起，是社会规模扩大化的需要，是社会系统自组织的需要，是知识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必然结果。从系统论的意义上来看，文化则是社会系统自组织的法则。文化的快速传播、交往和交流，更增添了它的威力。新的文化观念，通常同社会大众化的流行音乐、艺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社会大众性的经济、科技活动融合在一起。从人类学的角度，经济、科技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信息化，在未来的时代，无疑将会导致文化的趋同和文化全球化。各种文化有可能在竞争中渐渐的整和，趋向于同一个比较完美的目的地。从内容上看，需要研究的文化对象，包括信仰形态的文化、教育形态的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文化，艺术文化、人生观、爱情观、心理、习俗等等，都需要从学理上探讨这些问题，应该认同一点：文化观不仅仅是信仰观，但是如果离开了信仰观来思考文化现象，很难想象文化将会被带向何方。信仰和文化通常是互为依托，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现实社会理性与信仰、信念的结合，就是文化。
四、文化信念观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化信念观的几点基本认识文化信念观有三层涵义：第一，是指将文化的基本原理和教条、信条，升华为一种信念，社会人将文化信念当成自己最基础、最现实的信仰；第二，文化信念超越社会个体对科学理性的崇拜和对神明的敬拜；第三，文化信念是个人信仰观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直接演变成信念，主导人类的意志。科技理性的扩张，将信念的领域向前推进，并且形成一块信念的领地。信念，这一古老的意识范畴，在“科技寡头主义”、文化精神和哲学理性的相互倾轧中，有可能被萃取出来，被点石成金。科技文明高速成长，迫使并需要文化与信念融合在一起。从宏观上讲。人类理智，在经历了近400年的科技推动历史进步的黄金时代之后（指从牛顿力学，到电磁科技，再到核能源科技的发展时期），应该进入一个由文化信念和科技理性共同主导的发展时期。其中，文化信念导引着人类知识向未知领域进军，推动社会文明的前行。（二）以信念观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古老的年代，就呈现了许多辉煌的壮举。在2000多年前，人类还过着茹毛饮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中华民族就能够举全民族之力量，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长城；这背后需要多么伟大的文化动力和信仰的力量来支撑。中华文化两大学术成就——儒家和道家人文学说，在信仰观方面，都是以信念观为主干的。儒学文化，“克己”、“礼让”、“中庸”、“学而知之”等等文化观念，都可以纳入信念的范畴体系。这些观念明显区别于西方哲人对“绝对理念”、“客观精神”的信仰，都是通过教化和主体精神的能动发挥，而有可能实现的学术信念和人文教条。道学文化则更加突出强调道德信念的目标和结论，比较忽略方法。道家描绘了一个对社会、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信念境界，即，道德至上的信念社会。但是，道家并没有具体教导人们如何去实现这样一个可能实现的信念目标。“道法自然”，具体怎么样“法自然”？“无为”，如何“无为”？道学思想家并不重视教导人们具体的方法。“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这背后有很大的自由、随意发挥的空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为所欲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只要达到或基本达到了道德的目标（目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都不违反“无为而为”的原理。道家信念观特征，重在提出信念意识的结论，而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通过社会实践实现道德目标的具体方法和途径。道德学派和孔孟学派同属基于人类社会信念意识探讨的学术范畴，但是前者的学术自由度大一些。除了儒、道两大学术体系之外，中国文化还有其它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总体而言，从学术研究的特征来看，中国文化重人文、轻数理，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古代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受科学观的影响少，受基于“客观精神”的信仰观的影响弱，所以比较早地形成了分化信仰和信念、文化与信念合流的趋势。（三）文化信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影响封建时代的中国，政治信念为主，道德信念、学术信念强烈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信念思维。“忠”、“孝”、“仁”、“义”、“礼”、“修身”、“齐家”，就是这一历史环境中文化信念的例子。那么，文化真的能直接充当信念吗？就拿“修身”、“齐家”来说吧，是指锤炼个人的品行修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承担养家糊口的义务和担负起兴家、兴业的重任。“修身”、“齐家”是由一种文化推出的教条，也是信念。你之所以恪守、深信、坚信这一教条，就是因为它是文化，没有别的更深刻原因。这一文化教条是有可能经过努力实现的一种美好的预期的境界。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人文教条，其实质，都是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美好境界。文化与信念高度融合，就是文化信念；这种深层的、完美的融汇，更加放射出智慧的光华，照亮中国历史。当然，在中国文化的信念体系中也有保守消极，很不人道的信念意识，需要作一些深入探讨，予以摈弃。总体上来看，由于长江、黄河流域幅员辽阔的地理优势，加之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善良，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时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条件，并且很快形成了泱泱大国、儒雅大气的文化信念风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推广白话文，引进西方的民主信念、法制信念和科学精神，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就是近代史一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文化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信念同西方正统的哲学理念的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二十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及时地引入人类的文化导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学说，开创了一个以共产主义文化信念作为精神追求目标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告别了那段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历史，开始驶入文化发展的快车道。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个对全人类社会的有效预期，它既是社会学、更是文化学的现象和理论。
五、文化信念观与西方社会信仰文化之比较从起源上看，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在古老的冲突中诞生。2000年前，在那样一个狭窄的地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在耶路撒冷，到处是烽火狼烟；可以说那里是一片信仰的战场。从《圣经》上可以找到这种起源早期的关于信仰冲突方面的历史背景。信仰文化观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但古老的冲突并没有因为2000多年来文化观的发展、变革，而有所消解的迹象。至今，在那个地区，仍然弥漫着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这种信仰文化在文化学起源之初的冲突，有着很深层的联系。如果没有起源时的信仰冲突，人体自杀性的攻击是不可想象发生的。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中国的信念文化，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富庶、宽松的古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降生。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信仰文化和哲学理念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但是，就社会公众的信仰意识来说，仍然是深深地打下了追求“至高理念”的信仰文化的烙印。应该肯定，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依托于一种先进的文化基础的。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它非常伟大的一面，是迅速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能力，发展了人的实践创造力，造就一个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时代。如果分析这种文化的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冲突扩大化，文化扩张引起的同其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以美国文化为例，它表现出很强的占有资源，占有物质财富、最大化的满足人类物质生活欲望的特征。从文化渊源来看，这种追求物欲满足的极大化，同信仰文化具有的信仰观念上追求极大化(无限化、极端化)的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信念文化则不同，在人们的信念世界中，只是将自己的信念目标定位为追求有限的（有可能实现的）预期值。从学理上看，西方发达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既不是哲学造就的，也不是文化学造就的，而是人文精神偏重于发展科技、发展经济文化和发展制度文化所造就的。信念文化和信仰文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就是文化可以充当信念，从而建构起一个以信念为主体的信念文化时代；然而，在信仰文化方面，可以建构起一个以信仰为主体的信仰文化时代，但是文化本身不能够充当信仰。上述比较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既演绎了在西方信仰文化的支撑下，树立坚强，树立正义，树立真善美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演绎了在中国文化信念的照耀下，树立道德，树立仁爱，依靠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建构起一种和谐社会和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如果从中国历史直至现实社会文化观与信念观高度融合的特征考量，也许有一个信念文化的时代，信念的真谛，在于你愿意思考并相信这个目标，就是因为它有着可实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