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贵君轻”诛一夫“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的思想意义和实际境遇？‘

千问 · 2011-9-12 08:19:23

民贵君轻和“诛一夫”是孟子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民是社会之根本，政治应当有利于民。只有有了民，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社会才能安定，统治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这与此前的“神本”——君权神授、敬天奉神的思想相比，显然是极大的进步。孟子所主张的“王道”与孔子思想的最大区别也就在这里。针对危害社会、危害民众的统治者，孟子认为他们是失去了统治的没有了统治的合法性的。所以当齐宣王问孟子：像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这样的臣弑君的做法，是正确的吗时，孟子严肃对他说：“我只听说有诛杀独夫民贼商纣的事，没有听说有弑君这样的说法。”可见孟子认为，失掉民心的夏桀、商纣就是独夫民贼，已经不是什么“君”了。这也正是他的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但是孟子的这一观点，在君主集权下的中国并没得到重视，更不用说有什么实践了。只是偶尔会有大臣冒死进谏时，才会引用一下。明朝初年朱元璋删孟子，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说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这样达八十五条之多，当然像这样“诛一夫纣”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了。朱元璋一生大搞文字狱，若孟子活在他那个时代，恐怕又够格八十五个“光天之下，圣人垂则”的大案了。清朝更不用说，其文字狱情况更为严重，年羹尧因为引用《易经》中的“朝乾夕惕”时倒装为“夕惕朝乾”，招惹了清高宗弘历（乾隆）的不高兴，以为欺君，经多方钩致，罗列罪名斩首以上者多达十七个，也就是说够杀上十七次的了。像孟子那样的话谁还敢说呢？

千问 · 2011-9-12 08:19:23

民贵君轻和“诛一夫”是孟子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民是社会之根本，政治应当有利于民。只有有了民，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社会才能安定，统治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统治。这与此前的“神本”——君权神授、敬天奉神的思想相比，显然是极大的进步。孟子所主张的“王道”与孔子思想的最大区别也就在这里。针对危害社会、危害民众的统治者，孟子认为他们是失去了统治的没有了统治的合法性的。所以当齐宣王问孟子：像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这样的臣弑君的做法，是正确的吗时，孟子严肃对他说：“我只听说有诛杀独夫民贼商纣的事，没有听说有弑君这样的说法。”可见孟子认为，失掉民心的夏桀、商纣就是独夫民贼，已经不是什么“君”了。这也正是他的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但是孟子的这一观点，在君主集权下的中国并没得到重视，更不用说有什么实践了。只是偶尔会有大臣冒死进谏时，才会引用一下。明朝初年朱元璋删孟子，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说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这样达八十五条之多，当然像这样“诛一夫纣”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了。

千问 · 2011-9-12 08:19:23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致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民主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风逐渐兴起。孔子曾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亲亲”原则。孟子也要求尚贤，他认为“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说“国贤进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尊卑亲疏的界限对贤才破格使用。孟子举贤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尽管都可以说是“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层，庶人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层。但是孟子毕竟主张向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开放政权，这显然是对“亲亲”制度的一个改革。孟子还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重民众、申民心、限君权。那么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天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三、管子的民贵君轻（一）课文翻译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祝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千问 · 2011-9-12 08:19:23

封建社会是构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而农民是构成因子，所以要重民，轻君，所能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句：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就能看出来“民贵”思想的现实境遇了，统治者根本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