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康熙，沒落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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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7 月 10 日 // 星期四
（台澎金馬自由地區
苦勞網）

　　2014年1月3日，在台灣中天電視台二樓，《康熙來了》（下稱：康熙）舉行了開播10週年慶祝記者會。不足500平米的錄影棚裡，主持人蔡康永、小S和助理主持陳漢典站在用硬紙板和LED顯示屏搭成的花花綠綠的佈景中央，笑容可掬。除了一些彩色氣球、玩偶和一塊貼滿主持人相片的紙板外，此情此景與平日節目錄製時相比，別無二致。節目製作方代表、金星製作副總裁詹仁雄到場祝賀，開口就說：「10年前，我們第一次進棚，蔡康永和小S錄完影，他們倆說的第一句話是『可不可以不錄了』。」
　　一旁的蔡康永接口：「我不想錄是因為佈景太爛了，你當時跟我說來不及，就先拿倉庫裡的東西拼一下，我看到都傻掉了，好可怕。」
　　回憶中粗糙的過去令在場的人們笑做一堆。但事實上，即使是現在，對《康熙來了》這樣一檔在過去十年間影響了整個華人社會流行文化、迄今播出超過2600集的電視節目來說，屬於她的十週年慶典，多少還是有些簡樸。
　　對於這一點，站在一邊的時任康熙製作人B2（真名陳彥銘）心裡最有數。
　　中天電視台並未為十週年系列節目多撥預算，為了慶典，他硬是四處籌來了一百多萬台幣，做出節目。他戲言，「我也想要萬人體育場，那要一千萬，哪兒來啊？每天我一睜眼就在想怎麼找錢。」
　　這樣的窘境，對B2而言，從他5年前接手這個節目開始就是常態。相比起內地《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這樣一集預算在1000萬人民幣規模的綜藝節目，日播的《康熙來了》每集預算（除蔡康永、小S酬勞）只有50萬台幣（約合人民幣10萬元），差距高達百倍。而這已經是全台灣製作預算最高的談話類節目。
　　一集50萬台幣，在台灣已算「天價」，普通日播談話類節目只有20-30萬台幣左右。這50萬台幣需要支付陳漢典酬勞、攝影棚租賃費、佈景費、道具費、音效費、梳化費等一系列成本。康熙平均每集邀請藝人的成本不能超過5萬台幣，已是全台灣最高價。平均每集康熙有5名來賓，像沈玉琳、趙正平等效果好的通告藝人，一集酬勞在1到1.5萬台幣左右，有時會為康熙酌情打折。其他藝人依次遞減。所有在宣傳期的藝人，無論名氣大小，酬勞價格均為1350台幣一位（多人團體視為一位）。康熙的一些名牌欄目如「男女關係調查局」、「通告王評選」等，常會有超過10名藝人作客現場，多出來的邀請費用都依靠製作人在平時的節目裡一點點精打細算摳出來。
　　邀請費如此低廉，遺憾自然不少，B2一直很想邀請金城武來康熙，算一算費用，機票酒店梳化費用不少於30萬台幣，只能作罷。
　　從2004年開播至今，康熙只改過三次佈景，分別在2006、2009和2012年，每次預算都是100萬台幣，這也是台灣通行價格。一直為康熙製作佈景的喬婕視覺設計有效公司老闆Joey，近些年開始頻繁北上，為大陸綜藝節目製作外景，因為「那邊隨便一個場景就能花100萬人民幣」，這是5倍的價差。
　　錢少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人手少。康熙製作團隊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不及《中國好聲音》一位副導演手下分管的導演組人數。這些人要完成想主題、邀請藝人、採訪、撰寫故事腳本、製作道具、現場拍攝、後期製作、傳送錄像帶等所有製作任務，所有人都身兼數職，「原則上什麼都得會一點」。
　　作為製作人，B2不但要管全局，還要管具體事，比如想節目主題。雖然團隊裡每人每一兩天都得交一次題目給他，但實際上，90%的主題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康熙一週播五集，所以基本每週定在星期三一次錄五集，這意味著每週都需要5個新的主題。一年兩百多期節目，就是兩百多個主題。「我每天一直在想，一直想，很可怕的輪迴，禮拜三錄完一輪，表示我下禮拜三還要再多五集的內容，所以我要一直想。」
　　想不出來，就一個人去忠孝東路上來回地走，看路人的生活。再想不出來，就只能湊。「這五年內，你要覺得節目很難看，那就是我身體不好的時候。大家就罵，怎麼難看了，原因就是我生病了。最近好，是因為我最近狀況很好，就是這樣，很可憐。」
　　他去年在做節目的同時還拍了一個電視劇，狀況就更多了。「都沒睡覺。我每天拍完戲兩三點回家，才開始想題目，想到早上6點又出去拍戲，中間一轉場我就倒在那邊睡，醒來繼續想題目，拍戲那三個月把我自己搞死了，滿頭白髮就這樣來的，把自己壓榨到極致。」
　　拍戲、慶典，這些超出常態的狀況，更會影響人的心態。就在我們去採訪的頭一個星期，B2下了決定，告訴上司王偉忠自己想離開金星製作，出去拍電影。而我們所看到那次現場錄製，是他在康熙的最後一次。
　　康熙的播出平台是中天電視台（下稱：中天），對中天董事長馬詠睿這位資深電視人來說，今昔之感更為明顯。
　　他們也曾經有過好日子，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及之前的台灣島經濟起飛時期，購買力上漲，廣告源源不絕，而且整個島上當時只有台視、中視與華視三家電視台。當時已在電視圈工作的馬詠睿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播出的綜藝節目《來電50》，主持人就已經飛遍全世界錄節目，遠不是今時今日只能躲在攝影棚裡的格局。但那時，機票、食宿都有人搶著贊助。廣告每10秒鐘售價33000塊台幣，廠家要購買這10秒必須再多購買另外五檔廣告時段，俗稱「一搭五」。三台當中即使表現最差的一家，年終獎金都能多發十幾個月的工資。像《龍兄虎弟》這樣的當紅節目，當時製作預算就可以達到300萬台幣。扣除通貨膨脹，是今日十倍有餘。
　　後來經濟狀況整體不景氣，廣告市場日漸萎縮，明星、幕後人員等各種資源紛紛向大陸轉移，而由於政策放開而導致的惡性競爭，更是給了電視業以致命一擊。
　　1993年，台灣當局通過《有線廣播電視法》，允許民營力量進入有線電視系統。1999年2月，該法修正版（更名為《衛星廣播電視法》）公佈，開放外國公司營運有線電視權限。自此之後，「老三台」逐漸變成了超過100個電視頻道，爭奪台灣島上2300萬人口的一塊不大的市場，而每月每戶只需繳納600台幣，就可以全數收看這100多個頻道。
　　詹仁雄對此憤憤不平，「2000多萬人要那麼多台幹嘛？了不起十幾個電視台就夠了。」
　　現在，中天的廣告價格已經萎縮為10秒鐘2萬塊台幣，還要再額外附送對方五個時段，「一搭五」變成了「一送五」。華視一年的營業額從60億台幣縮減為了20億台幣。從業人員的平均薪資水平銳減為15年前的一半。
　　而且，台灣法律不允許節目冠名廠商的產品出現在節目當中，也不允許以產品名稱冠名節目，走口語化主持風格的主持人也不大可能倣傚內地同行，在節目開始前用報幕方式報出產品。內地觀眾在愛奇藝網上看到的康熙，與中國台灣地區實際播出版本有微妙的差異，內地版本開場前以字幕走馬燈形式播出的旺旺食品廣告，在台灣只能換成蔡康永的書評。
　　彷彿就在一夜之間，兩岸內容製作能力上的對比也發生了逆轉。幾年前，詹仁雄去福州，當地電視台的工作人員驚訝於這位曾製作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等知名節目的製作人剛滿40歲，稱自己一直從中汲取養分，「我看你的節目，都要一秒一秒地定格，想這一秒你是要幹什麼？」
　　現在，詹仁雄常對著大陸製作的電視節目，向金星製作的新員工分析，為什麼這幾秒要切這個畫面。
　　「我不服氣。」他說。「這幾年我們沒有把握住優勢。我們同文同種，為什麼反而是美國、韓國的綜藝節目拿到了大陸市場，而不是我們？」
　　為什麼？最直白的答案也許就是沒有錢。低廉的製作成本決定了台灣綜藝節目只能以本土化的笑料和創意取勝，鮮少形式創新，格局不大。而正在蓬勃發展的內地市場需要更加精美、標準與可複製的節目類型。
　　「100年後再看台灣的這個時代，我認為，《康熙來了》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文史縮影。」詹仁雄如此評價康熙的歷史地位。
　　17年前，初出茅廬的詹仁雄畫了一本漫畫，《電視大國民》。那年他27歲，他送了一本漫畫給好朋友陶晶瑩，上面寫著，「陶子，如果10年後台灣電視環境還是這樣，那就是我們兩個人的責任。」今天回想起來，他笑說，「當年我是哪根蔥啊？」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地娛樂市場開始蓬勃發展，許多原本在台灣發展的藝人北上，留在台灣的時間減少，康熙能夠請到的嘉賓數量也逐漸變少。而所有的大牌明星幾乎都已被康熙訪問過，有些甚至已來過節目三五次。「我們做周杰倫，他的音樂、他變魔術、他的電影、他的好朋友們，全部都已經聊過一遍了，他來十次我也不知道要問他什麼了。觀眾不累嗎？而且我們還只有一個周杰倫，一個蔡依林。」B2說。
　　主持人的好奇心也在迅速磨滅，挖掘一個人的人生也許很有趣，但三番五次地挖掘同樣的人生，卻很容易令人幻滅。「康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快地把別人的人生看完。」孫樂欣說。
　　節目開始被迫轉型。維持談話類節目本色不變的情況下，孫樂欣和繼任製作人B2開始謀求添加一些綜藝類元素。康熙由人物專訪轉向話題討論，而為了順應其主要目標觀眾：20至40歲的上班族女性（康熙收視率只計算這一部分人群），話題也開始向感情、化妝、美食等方向傾斜。「卸妝」、「舞蹈大賽」等綜藝味濃厚的節目類型都在這一時期出現。
　　康熙作為日播節目，一年錄製超過260期，平均每期5名嘉賓。每週三錄製一天，從中午12點到晚上11點，一次錄製完下周要播放的5期節目。而同期台灣還有其他綜藝節目也在錄影。這催生了節目對嘉賓數量的要求。但大牌歌手和演員多半都在大陸，不在宣傳期不願上電視。某種程度上，是2008年之後的康熙成就了台灣的「通告藝人」這一特殊人群。他們多半都沒有什麼作品，或與明星沾親帶故、或是過氣歌手或演員、或者只是單純能講故事敢扮丑自己，就可以上節目大聊自己的人生經歷，賺取酬勞。目前台灣共有大約200名通告藝人，聊天風格符合康熙要求的不到80名。效果好的嘉賓如沈玉琳，2013年總共上過26次康熙。
　　《康熙來了》最好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去了？
　　沙發那頭的王偉忠眯起眼睛，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對快人快語的他來說，這樣的時候不多見。
　　半晌，他說，「你可以這樣說，但作為這個節目的製作公司老闆，我不能這麼說。」
　　24歲就在台灣電視圈聲名鵲起的王偉忠，今年57歲，他經歷了開放報禁、製播分離、有線電視崛起等一系列傳媒環境變革。他祖籍北京，眷村出身，身為外省人又有著台灣情結。目睹了蔣介石去世、蔣經國開放，再到後期兩黨競爭等時局變化。面對如今的台灣綜藝環境，堅稱「沒有本位主義的台灣失落，但要為台灣作一些努力。」
　　憶起當年，他雄心勃勃，心中始終裝的是大中華。「泱泱大國，我們土地北起黑龍江，南到曾母暗沙。我們是窮，可我們有大國思想。」張口閉口就是要做「中國電視史」，寫劇本定名「中國小姐」，讀古書，說古話。這幾年，他慢慢發現，台灣人在內地人眼中成了「台灣小確幸」。他說，「台灣人有錢了，可心卻變小了。」小島思維困住的不是人，而是心胸本身。

　　

千问 · 2021-1-7 11:15:30

讲得很好小岛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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