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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9日，在法国一家名为“Thierry De Maigret”的小拍卖行的拍卖会上，一件标明为唐代张萱《唐后行从图》的绘画作品从1500欧元起拍，经历了45分钟的紧张争夺后，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375万欧元，加上佣金为470万欧元，价格飙升了3000倍！这一定是一件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大漏”，只不过没被捡走而已！
唐后行从图
欧洲有很多类似法国“Thierry DeMaigret”的小拍卖行，是专门做遗产拍卖的。由于欧美国家征收有遗产税，因此，当老人过世后，子女一般都会将老人生前的房屋、车辆、生活用品以及收藏品就近委托一家专做遗产处置的拍卖公司打包进行变现，拍卖所得款项用来缴纳遗产税。由于子女们不一定具备古董方面的知识，遗产拍卖行业常常不具备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鉴定和评估知识，因此在遗产拍卖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拍品，出现“捡漏”的机会。
这次《唐后行从图》将拍卖的消息，第一时间被在法国研究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梁博士听说了，她把消息告诉了北京的古书画收藏家朱绍良先生。朱绍良经过多日的研究后决定竞拍这件拍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古代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认定《唐后行从图》是北宋的作品。它自从南宋以来一直流传有序，经过了许多著名收藏家的著录。后来这幅画被日本人购买带到了日本，不知什么时候到的法国。这幅画曾经过重新装裱，而且是日本的裱工。朱绍良认为，如果该作品绢素与孙位《高逸图》相符，就可以判定为唐代真迹；如果和张萱《捣练图》一致，那就是北宋宣和画院摹本。即便是北宋摹本，全世界北宋的画作也不超过50幅，也会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
于是，朱绍良委托梁博士到预展现场帮他验看了这幅作品。为了防止被圈内认出是对这幅画感兴趣，梁博士在该拍卖行看预展时，装作漫不经心，“声东击西”地悄悄看了原作。她向北京传回的信息是：画不错！从而坚定了朱先生竞买的信心。在拍卖场上，为了防止别人认出，梁博士也没有亲自举牌，而在现场采用了电话委托竞买。她两只手分别拿着来自北京的朱绍良和拍卖场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断将北京的竞买指令复述给另一只电话里负责举牌的工作人员。一切都掩盖得非常好，大家都以为在这样一个小拍卖行里，这次应该可以捡着漏了吧？！
谁知道，梁博士在拍卖现场还是见到了欧洲著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的身影。拍卖开始，当拍卖师报出起拍价1500欧元后，现场的几位买家和几个电话委托竞买马上较上了劲。拍卖师完全没有料到这件拍品会争的这么厉害，他不断调整着加价幅度，价格直线上升，一直冲到了375万欧元！
朱绍良没能买下来这件拍品，他是在200多万欧元放弃的，成为了坚持到最后的倒数第三个买家。过后他听说，最后的竞争就是在他和宁波书画收藏家黄柏林的电话委托竞买和一位上海资深藏家之间展开的。三人相互都认识，却互不知道谁在参与竞价，而且事先都没有见过实物，只有这位上海藏家的儿子在拍卖现场举牌，最终拿下了拍品。
多大的一个“漏”，在法国这样的小拍卖行里却没能捡到！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持续攀升，到国外拍卖场购买中国文物形成了热潮。在纽约、伦敦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场上，国内藏家往往可以卖到价格比国内便宜几倍的艺术品。开始时，拍卖场里的中国人只占少数，其中还多为香港人和台湾人。近五、六年来，收藏家们渐渐发现海外拍卖场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来自内地的买家越来越多，便宜越来越难以捡到了。如今海外的拍卖场内几乎百分之一百的都是中国人在竞买，甚至常常给人一种在北京某个拍卖场上的错觉。难以用便宜价格买到好东西，很多藏家就不想跑来跑去扑空了，而是充分利用拍卖行的电话委托竞买服务用跨国电话指导对方的工作人员代为举牌，也有的藏家觉得无漏可捡开始放弃对海外拍卖行的关注。
欧洲小型遗产拍卖行之所以屡屡出现艺术品“漏”，是因为国外收藏家的后代和小拍卖行们都不太了解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价值所致。在两大国际拍卖行捡不到便宜，有心计的中国收藏家们开始盯住了这些欧洲的小拍卖行。
2009年4月29日，法国Beaussant-Lefevre拍卖行公开拍卖一位法国将军的遗产，其中包括一件从圆明园掠夺回来的物品：乾隆年间的皇家玉玺。这件玉玺印章大小为9 10厘米，上雕双龙，刻有“九洲清安之宝”字样。玉玺的起拍价为30万欧元，最后成交于168万欧元。
2010年11月11日晚上6时，伦敦郊外一个小乡村的某座简陋仓库内，英国的一家小遗产拍卖行班布里奇拍卖行的私人遗产拍卖场上，一只来自中国宫廷的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的拍卖过程跌宕起伏，持续了半个小时。其间，激动紧张之中，拍卖槌曾被拍卖师敲碎，委托人之一也曾一度因休克被抬出拍卖现场。最终，拍品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成交价相当于估价的40倍！拍前，该拍卖行并未像苏富比、佳士得等大型拍卖公司一样大肆宣传，甚至连拍卖图录也没有印。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全球的顶级收藏家，尤其是中国的瓷器大藏家都关注起这只非同寻常的瓶子。
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
2011年在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以1.61亿元拍出的清乾隆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2006年也是在法国的第戎拍卖行出现的，当时的成交价为100.8万欧元。
2012年11月16日,一只清朝雍正时期制的青花瓷花瓶在英国坦南特拍卖行拍出了260万英镑,加上佣金,共计300万英镑(约合2973万人民币),比原先的估价2万英镑足足多了150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只价值连城的花瓶在卖家家中摆放了45年,却从来不为人所知所识。
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中，一把清乾隆·御制金桃皮鞘“天字十七号”的“宝腾”腰刀，成交价高达4830万元；而其第一次出现在拍卖场，是2005年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历史拍卖行的小型拍卖会上，估价仅为6千欧元，成交价为13万欧元。
清乾隆·御制金桃皮鞘“天字十七号”“宝腾”腰刀
在2013年5月底结束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件清乾隆·斗彩莲托“八吉祥纹”圆罐，估价80万至120万港元，成交价则达到了315万港元；仅仅在3个月前，这件官窑瓷器在伦敦的一场小拍中的价格只有3.2万英镑。短短三个月，涨幅过8倍！
由此可见，文物艺术品的“漏”是一直存在着的，能否被人捡到是另外一回事！从近几年国外小拍卖行的成交事实来看，尤其这件《唐后行从图》的天价成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了：中国文物艺术品在海外拍卖场上虽“漏”出无穷，却最终似乎已无漏可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