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蒋介石为何下决心全面抗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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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七七事变：蒋介石为何下决心全面抗战？
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短史记 2015-7-6【导语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一期《七七事变》。中方决策层：日本无意全面侵华，故有可能用强硬立场逼退其野心 “七七事变”最初，只是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军事摩擦。但这场摩擦，最终却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么，其具体演变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呢？先来看中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回应，蒋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所以，在7月13日，蒋通过电报向宋哲元如此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7月17日，蒋更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7月据守在卢沟桥的国军机枪手。不难看出，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是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简言之，基于日方无意与中方全面开战的判断，蒋希望通过自己的强硬立场，来逼使日方退缩。其实，中方当时也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蒋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之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但日军稍后的动作，却与蒋介石“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背道而驰。

“卢沟桥事变”时的日军阵地“一文字山”日方决策层：只要足够强势，按以往惯例，国民政府必将屈服再来看日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确如蒋介石所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这种“不扩大”，乃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而非控制冲突的升级——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掌控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作战准备的关键一环。所以，在7月11日，内阁一面主张“不扩大”，一面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对近卫文麿关于增兵华北的公开谈话，蒋介石的判断是：其目标仍在华北，而非对整个中国开战，增兵乃是为了逼迫中方屈服。作为回应，蒋遂发表了立场同样强硬的“庐山谈话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但让蒋意外的是，日军的增兵之举，丝毫未受“庐山谈话稿”的影响。日方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谈话稿”，乃是因为其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的“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日本一心要压迫蒋屈服，蒋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仓促爆发。【主要参考资料】：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波多野澄雄，《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P268-271。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253-270。

蒋介石告诉国军将领：“我们将敌人长处检查出来以后，我们不必怕他，而要学习他的优点，抵制他的惯技”。
蒋介石如何评价日军战斗力？
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短史记第322期2015-03-30柳州会议上，蒋介石总结日军作战有四大长处：快、硬、锐、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因装备、训练、指挥等各方面皆落后于人，面对日军进攻，屡屡失利。对于这个强大的对手，蒋介石是如何评价的呢？ 1938年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南岳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分析日军优劣点时说：“最要紧的就是注重分析敌人的优点，他的劣点还在其次”。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最大的优点是其精神上的“坚决”，贯彻命令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且“能够忍苦耐劳”。另外，日本“全国军民一致服膺的‘忠君爱国’的精神”，也为蒋所赞赏。在军事指挥方面，日军“一面打仗，一面研究”，“他们每一战下来，都有会报……将他自己部队所发生的缺点，全部检讨出来，拿来研究改良……”日军的“指挥部组织健全，所有幕僚，都是从部队中选拔最有力最有精神的人员充任”；战斗时，“敌人长于协同动作，联络一致”，且“战斗军纪最为森严”。在装备方面，蒋介石举了交通通讯的例子，说“我们交通通讯人员的技术和办事精神不及敌人”，“如接电话，一般转接手大都缺乏常识，缺乏训练，每次接话，总是要说些闲话，延误时间，尤其与我们高级官长转电话，他故意多说话，以为如此，才是客气……”在列举了日军的九大优点后，蒋介石说，“我们将敌人长处检查出来以后，我们不必怕他，而要学习他的优点，抵制他的惯技”。1940年国军“冬季攻势”后，蒋介石又召开柳州会议，总结有日军作战的四大长处。第一个是“快”，“善于运用快速部队或突击部队，偷偷摸摸的乘人不备来攻击我们”。其次是所谓“硬”，日军官兵“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和坚强不拔的斗志……例如他上次以一团人守昆仑关，任你调多少部队去攻击他攻了半个月，他只是沉着死守，不为动摇……” 柳州会议召开前，蒋即当众朗读了日军从昆仑关撤走时的留书，其中谓“经五旬半期间，驻扎该地之我军数大队，竟能与蒋军十余师周旋到底”云云，被蒋引为奇耻大辱。第三是“锐”，即“惯用锥形突击的战术”，“如他要攻那一点，任你多少部队守在那里，他只是像锥子钻物一样，很锋利的不顾一切向目标攻击前进……”最后一点是“密”，即保守机密。蒋介石举例说，“敌军向宾阳突进一举而言，他有二万余人在钦州湾登陆，直到我们永淳附近，他已走了二三百公里……我们毫不察觉，这种令人莫测的秘密行动，真是令人赞叹敬佩！” 同样希望国军向敌人学习。

1938年，蒋介石主持第一次南岳会议同时，蒋也认为，日军还存在四大弱点：小、短、浅、虚蒋介石知道日军战斗力远在国军之上，但从未沮丧。按照既定战略，日军被逐次消耗，兵力不足的弱点显露了出来。柳州会议上，蒋介石还总结了日军的四个“弱点”。首先是“小”，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用“小的兵力消极的来扰乱或突击我们”。其次是“短”，今后日军“只能在短短的时期内，攻打我们一个地方，虽攻下来，亦再没有持久固守的力量，立即就要退走，不然他就要失败，而且要有被我歼灭的危险！”再次是“浅”，“因为现在他的兵力，既经用尽，所以再不能深入。此后如果他还妄想从现在所占的阵地再向内侵，则穷其力之所及，最多亦只能深入到一二百公里，而决不敢再进到三四百公里以内。”第四是“虚”，即因兵力不足，致后方空虚。及至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会议时，因英美对日封锁，蒋介石更为自信。当时日军“除掉海军还未曾消耗，保持相当实力之外，其他如飞机汽油以及各种武器等已经一天一天的消耗，不如从前之多，即如他现在空军轰炸，每投下一颗炸弹，就无异于消耗了他自己一分的生命一样，决不敢再和从前那样随便乱投了。”总之，日军“无论从教育训练与技术体格那一方面说，都是远不如前。” 勉励国军勇于争胜。其时日军在正面战场，虽还能屡屡发动攻势，但战斗能力确已下降。冈村宁次回忆，至1941年前后，日军中“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被称为中国派遣军“王牌军”的第3师团与第13师团，1944年时“再无钢筋铁骨之威”，而“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即使是号称精锐的关东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主力与物资也被陆续抽调。到1944年关东军已经没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且有作战经验的师团了，以至于“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可是，这些部队的实际战斗力怎样呢？即便是最老的师，也只有昭和19年(1944年)5月编成的第107师。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兵团。编制、素质、装备都很差，训练也不够。人员勉强补充够了，但武器很缺。”当时日军整体上，武器数量与新兵的需求量相比，步枪只有所需数量的50%，轻机枪23%，步兵用火炮为28%，反坦克炮为74%，野、山炮为75%。与蒋介石对战争的判断相符。总的来说，蒋介石对日军的评价包含两方面，在承认日军诸多优点，号召国军将领向敌人学习的同时，密切关注日军实力的损耗，并以此激励将士，争取最后反攻的胜利。【注释】：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1938年11月2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秦孝仪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27——538页；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训词（一）》（1940年2月24日），同上卷十七，第46—64页；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二）》（1941年10月20日），同上卷十八，第339—355卷；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53页；黄革新、李昕《中国抗战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