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千问 · 2012-2-16 10:31:56

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所谓的正统思想，但是，更多的是门面工程，而不是说所有的国策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儒家思想中凡是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部分都被统治者大力宣扬，而其中有利于人民以及大部分低层人民的部分，都被统治者有意或者无意的掩盖和删除。比如说，忠孝等思想，都有利于大臣和人民的稳定，这样就不会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会大力宣扬。而所谓的民本思想，就很少有皇帝遵守了。他们更多的是口头上宣传“民为邦本”、利国利民的思想，但是，大部分皇帝不都是穷奢极欲、苛捐重税的吗？所以，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大力宣扬，不过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赞同

千问 · 2012-2-16 10:31:56

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道”是个广泛使用的概念。从文与道的关系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内容。由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道和儒家思想往往有着密切联系。但儒家思想不仅不能概括文的一切内容，还和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形成古代文学发展中错综复杂的情形：有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所谓“异端”思想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文辞采饰的矛盾，更有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等等。本文只图通过对文与道的发展轮廓的清理，考察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侧重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统一问题，与向来论文与道者略异。一、汉魏六朝期间文与道的斗争在《诗经》、《楚辞》之后，两汉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土壤，是应该开出繁盛的艺术之花的；《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是应有进一步发扬的。但事实完全相反。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两汉只收十九家；丁福保辑《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两汉仅得五卷。这个简单的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两汉繁荣统一的四百多年，远不如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的三百多年。这是什么原因呢？汉初统治者，把东方朔、枚皋等辞赋家当做“俳优畜之”，枚乘也意识到自己“见视如倡”，而扬雄的“壮夫不为”，就是很可理解的了。汉代文人不受重视，这是事实，但还不是两汉文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⑴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段话讲到三个问题：第一，汉代儒风之盛与“禄利之路”有关。这说明汉代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和众多的儒生为加强封建统治服务。第二，正因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于是有“大师众至千余人”涌现出来。千余人似不算太多，但围绕每一大师，都有成千上万的门徒。《后汉书·儒林传序》提到质帝之后：“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这只是在京师的游学生，各郡国学，特别是各地名儒的私学，其受业生徒，成千上万的还很多。如东汉张兴、牟长、蔡玄等，其著录都在万人以上。所以，从全国来看，儒生的数字是很不小的。第三，如此众多的儒生，成天干的就是解说儒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在当时是并不奇怪的。桓谭《新论》中讲到，有的人说《尧典》，仅篇目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讲“曰若稽古”四字就是三万言（见《汉书·艺文志》注引）。这种烦琐的经学，使不少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有的以毕生精力而不能通一经；有的则累死烛下，以身殉经（见《论衡·效力》）。儒生既如此多，又不可能有余力以为文，这就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原因之一。《后汉书》专辟《文苑传》，使文人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这是南朝人才有的观点。班固《汉书》则只有《儒林传》而无《文苑传》。是不是西汉无文人呢？不，汉代辞赋家主要还在西汉。班固的做法正代表了汉儒的共同观点：不承认有独立于儒林之外的文人。汉儒心目中只有一个“经”字。《诗经》是经，在汉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离骚》是“依tuō＠⑵五经以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也奉为《离骚经》，于是有《离骚传》、《离骚章句》之类出现，和五经享受同等待遇。汉赋在当时更难有它的地位。班固自己是辞赋家，便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因为诗的身价高，根子硬，和诗拉上关系，赋就有了立足之地。但无论汉人对《诗经》、《楚辞》或汉赋，都不是从文的角度，而是从道的角度来较短论长的。其论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如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那就毫无可取了。肯定或否定，都从有无“风谕之义”着眼。其论骚：正如刘勰所说：刘安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无论汉人肯定其“依经立义”，还是批评其“非经义所载”（《文心雕龙·辨骚》），都是以儒家之道为准绳。《诗经》在汉代是最荣幸了，但却最倒霉。既尊之为经，则按经以“传”之，按经以“章句”之；经则经矣，那些生动形象的诗歌，却成了经学大师们微言大义的殉葬品。这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又一原因。这样，烦琐的章句之学，在“禄利之路”上紧紧束缚住众多儒生的思想；一家独尊的儒术，力图把一切文章诗赋纳入儒学的轨道。在这种空气下，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窒息。如果按照汉儒的路子走下去，文是不能独立发展而“蔚为大国”的，最多只能成为经学的附庸。但从汉末开始，烦琐的经学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道路。到三国时期，饱经乱离的文人，便“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了（杜畿《议考课疏》）。鱼豢《魏略》具体记录了从汉末到正始时期儒学的衰落情况：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三国志·王肃传》注引）儒道之衰，这时形成一落千丈之势。从经学博士们的“率皆粗疏”，到满朝公卿只能天天“饱食而退”，说明数十年间的巨大变化。操笔能文的尚且寥寥无几，又还有多少人去讲道说经？《魏略》所载，或有夸大，但汉末以来儒风之衰确是事实。战乱频繁的现实，不容人们再去搬弄儒家那套“不周世用”的教条，统治者也无心加以提倡了。这种情形，直到南朝仍是如此：《南史·儒林传序》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盖取文具而已”，就是很好的说明。汉末以来，儒家者流既如此狼狈，自顾不暇，当然就无力过问文学的事了。而文学一旦脱离儒学的羁縻，就如脱缰之马，自由驰骋起来，为我国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自曹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宋书·臧焘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就是这样开始的。所谓“家弃章句”，就是当时文士，普遍抛弃经学而从事文学，于是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盛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序》）建安文学的出现，“主爱雕虫”多少有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世积乱离”的现实和“家弃章句”的思想风气。社会现实是基础，但不砸碎儒家思想的桎梏，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集团就不能形成，长期为后人追仰的“建安风骨”就不能产生。鲁迅说这个时期才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是借指建安文学开创了纯文学的新时期。纯文学，就是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独立的文学。这样，建安文学才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建安文学打开局面之后，魏晋南北朝期间的文坛，就不再象两汉那样沉寂了。上至帝王，下至“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五尺之童，也“必甘心而驰骛焉”。特别是那般膏腴子弟，世族文人，更是“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品序》），竞以为荣。此时文风，可谓盛矣。伴随而来的，是形式主义的出现。在诗文创作走上纯文学道路之后，加之当时好文成风，对诗文的艺术技巧、表现形式有所讲究，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六朝人在艺术形式上也确有其历史的贡献。在文学创作失去儒家思想的约束之后，偏于形式而忽于内容也是很自然的事。问题在于，在这个趋势的发展过程中，六朝腐朽的世族地主插手进来了。他们生活腐化，思想空虚，这就必然为文学发展带来不健康的因素。特别是南朝，多数帝王都爱好文学，他们把持文坛，使文学成为其享乐腐化的工具。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学不仅更趋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且荒淫腐朽，反动颓废的东西大量出现，梁陈时的宫体诗，更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采的一页。当六朝形式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起而与之斗争的，北朝有苏绰、颜之推，南朝有刘勰、裴子野和钟嵘等。他们和形式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儒家思想。如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所批评的：自是闾闫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很激烈。但论者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反对抛弃六经而吟咏情性，不同意放弃章句去写诗文。这当然是偏激之论。汉人重道轻文，六朝人重文轻道，用儒家之道纠六朝之弊是对的，但不能复其章句。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它不是反复循环，而是逐步前进。如按裴氏主张，就会形成倒退。又如苏绰，更仿《尚书》而作《大诰》，主张“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这就更是纠枉过正了。以上史实展示了这样一个基本情形：儒学的恶性膨胀扼杀了文学的发展，当文学摆脱儒学而独立发展之后，很快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形式主义的反对者重新搬出儒家思想，势欲恢复汉代经学，遏止文学的独立发展。由此可见，文和道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二、刘勰的文道并重论当时能比较正确处理文道关系的是刘勰。就《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文学思想无疑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说他早在七岁时，就曾在梦中见到孔子，可见他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到了三十来岁，又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并以此为莫大荣幸。他之所以要写《文心雕龙》，就是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⑶shuì＠⑷，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很明显，他是企图用儒家思想来挽救当时浮诡讹滥的文风。由于当时文学创作“离本弥甚”，因此，他提出“正末归本”的主张，所以要“征圣”、“宗经”。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刘勰尊儒的观点和汉儒基本一致，他怎能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而不致倒退呢？刘勰论文，文质并重的特点是明显的。他可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很多根据，提出一条为文的金科玉律：“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这和他宗儒的观点还不会有什么距离。但在他强调文的时候，虽也往往抹上一层儒家色采，和儒家的传统观点却很难吻合。如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哪一位“圣贤”曾把自己的著作“总称文章”而显示其“非采而何”呢？这完全是刘勰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圣贤”的。又如：“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丽辞》）照这种理论，不仅写骈文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诗文都非用骈俪不可，否则便是“夔之一足，＠⑸踔而行也。”又如论《夸饰》也是如此：“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这类论述，《文心雕龙》下篇中甚多，完全是文学艺术家的观点，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刘勰虽以儒家思想来反对形式主义，但如上面所举，也有为形式主义张目的作用。刘勰重文，不可能是从儒家经典中孕育出来的。儒家虽也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类说法，但更多更主要的是强调德行教化；否则就不会有长期存在的文与道的矛盾了。刘勰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有一定的认识，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他对古来大量文学作品的总结，一是六朝文风对他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卷入时代潮流的诗人来说，受到时风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刘勰不仅不是诗人，而且是打算献身于章句之学的佛徒。他是抱着“敷赞圣旨”的目的来写《文心雕龙》的。那末，他为什么会如此重文，以大量篇幅详论种种形式技巧呢？刘勰在这个问题上面临三种相互交织的矛盾：除文与道的矛盾外，还有既重文又反形式主义的矛盾和儒与佛的矛盾。主文和反形式主义的矛盾比较明显，不必多说。儒与佛的矛盾在《文心雕龙》中虽不占重要地位，但和文与道的矛盾有关，有必要加以揭示。《文心雕龙》虽然成书在刘勰正式出家之前，但他终其生一直是个佛教徒，这是众所周知的。《梁书·本传》说刘勰年轻时便“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久，因而“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这说明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很深的。还应看到，刘勰最后出家，并非仕途失意。他出家前在东宫通事舍人任上，“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处境是很不错的。刘勰坚决出家，只能说明他对佛教信仰之深笃。可见，儒与佛在刘勰思想中都有重要位置，注意到这点，对我们研究其如何解决文与道的矛盾，可能是有帮助的。赞同

千问 · 2012-2-16 10:31:56

作为从汉代武帝开始成为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并在宋代发展为理学。作用：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形成中华民族文明体系，凝聚民族力。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影响和儒家本身的缺点，不思加以改造所以禁锢人民的思想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