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江山需要怎样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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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11 | 回复0 | 2021-1-8 11: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小方读《汉书》之二一二

作为汉武帝所确立的大汉治国思想,儒学得以正大光明的参与到大汉决策中来。尤其是在一介寒儒公孙弘一夜之间成为大汉丞相,完全打破了人们对丞相的贵族定位。汉武帝用公孙弘、张汤等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向天下儒生宣示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但真正的儒在汉武帝的时代生活的并不如意,如那位大名鼎鼎的董仲舒,在武帝得力大臣主父偃的一再陷害之下,董仲舒被下狱,差点丢了小命儿。反倒是公孙弘这种一知半解的儒生成了暴发户。武帝并不是欣赏儒家思想,而是欣赏有人能够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自己的意旨。但是武帝还是将儒家思想视为自己的治国之道,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太子刘据,武帝亲自为他选了名儒为之讲解《春秋》,这位太子不仅精通公羊学,而且还向谷梁学大家江公求教。儒学最终没能教育出一个让武帝满意的接班人,面对刘据的懦弱,武帝几次心生废意,最终在江充等一帮野心家的挑拨下一场巫蛊之祸席卷了整个皇室,包括太子、皇后、公主等在内的所有与卫氏有关联的人全部被拿下。
我们无法完全将这场动乱与儒扯上关系,但儒生与鬼神似乎总是暧昧难辨。孔子对鬼神的敬而远之,冥冥之中却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而秦皇及文景之时的儒生,似乎也并没有远离鬼神,相反则强化了鬼神思想,将之视为皇威的一种表现。文帝面对贾谊,问的只是鬼神之说,一方面是文帝希望长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贾谊的确精通鬼神。而另一位儒生新垣平则鼓吹莫须有的望气之说,鼓吹巡狩封禅。这些鬼神始终纠缠在儒生的治国之道之中。而当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是更巧妙地将儒学与阴阳学及其他各路思想大杂烩在一起,在汉末由其发酵而出的谶纬之学更成为社会的主流。儒学透着酸臭,像一个病毒,毫无声息中却已一蹶不振。
儒生要服务于政治,必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有一套由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儒生单纯的教育功能并不能使人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和生活中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昌邑王刘贺,身边有很多儒学大师级的人物,像王吉、王式等,教诲不可能不深刻,王式入狱时狱吏问他为什么不劝谏刘贺,王式老泪纵横地解释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可见《诗经》即便是天天回荡在耳畔,但依然未能将刘贺教导成忠臣孝子,相反恣意挥霍,荒淫无度。昭宣之时,大将军霍光主政,一时间丞相只能唯光马首是瞻。儒是一个需要驾驭的群体,必须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君王或首领,儒才会产生凝聚作用,效命国家,否则就是无头苍蝇,苦口婆心依然不出效果。强有力的君王,像武帝那样,许以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儒生便会趋之若鹜,而且即便是像申公那种早已名满天下,年近八旬的老儒也不甘落伍,“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功名成了儒生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没有人在乎公孙弘到底对儒家思想到底了解多少,但大家关注的却只是公孙弘的儒生身份。而当儒生不再把钻研经义、修善内心当做第一要义的时候,所谓的儒家思想也便成了一种逐利工具。
宣帝与其祖武帝有一比,对儒生的掌控也深得武帝壶奥。但宣帝以后,随着皇权的弱化,大权旁落,朝堂上大师们一天天增多,但却未能挽回天下太平。相反在相互攻讦、推诿、政斗中,一步步将大汉推上了断头台。儒又如同一杯鸩酒,无色无味,龙庭上的天子们还心诚的遵守着儒家的礼制,大师们像唐僧一样念着儒家的经典,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变化着,直到有一天,一个叫王莽的伪儒生易如反掌地毒死平帝,并黄袍加身自己登上了皇位。那些食大汉俸禄的儒生们又一次拜倒在王莽的龙椅前,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画面,相信武帝不会想到,因为他不会相信自己的子孙们居然会如此的无能,更不会想到一个曾经让自己摆弄于鼓掌之间的思想居然演化成一把利刃,杀人于无形之中,轻松取了大汉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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