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式的“梁鸿体”到底带来了什么？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8 12:42:13

这源自于笔者在出版拙著《村支书与中国梦》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尤其是被“梁鸿体”的粉丝出版商们不断的逼退，激起了笔者反击的欲望。于是这篇《中国在梁庄》的读后感，将以拙著《村支书与中国梦》的出版为分水岭，分为“出版（签约）前”和“出版（签约）后”两个阶段：
一、拙著出版前
《中国在梁庄》因2010年获得“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而火遍大江南北。笔者读到这本书时，已经是2012年担任W村党组织书记时的事情了。总体感觉，该书可谓感情真挚，梁鸿本人也谦逊真诚。如诸多媒体的评价，她以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社会学手法，对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性福”和家庭的裂变、乡村政治的危机等与乡村衰落有关的话题，进行了饱含深情的文学化记叙，同时在纪实文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颇有圈点之处。
当然，除了接踵而至的荣誉之外，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尖锐的批判也不绝于耳。有人认为梁鸿只进行了感性化的文字堆砌，作为一个局外人，她其实并没有真正走进梁庄，面对故乡的巨变，她沉浸在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之中不可自拔，因缺乏深刻洞察而流于感伤化的描述，无任何建设意义。也有人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梁鸿，关注乡村也只是关注而已，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它，也很难放弃荣华去实地改变它，农村问题的复杂，通过短期的返乡逗留并记录期间的见闻，实在难以承载的起“中国在某地”这样的宏大命题。更有尖锐者认为，这本书是梁鸿对曾经身在其中的环境内的人和事的“俯视”，字里行间处处有一种令人不快的优越感，总是一张走出农村的城里女人的狰狞嘴脸。
其实，梁鸿无疑是一个敏感而善良的作家，对农村问题及富同情心，也怀着理解农村的深切渴望。如她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同时，梁鸿也是自知而坦诚的，她直言“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当真正走进乡村，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
笔者以为，梁鸿的谦逊和诚实是值得读者尊敬的。梁鸿作为一个乡土文学领域的作家，将被主流社会所拒斥的边缘乡村，进行琐碎丁豆的细致打捞，并以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作为文学工作者本身，她已经做到了极致。我们无需再从实证的、可操作的、形而下的等其他维度上对其进行不应该的过分苛责。
二、拙著出版（签约）后
《中国在梁庄》在销售上的巨大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写手竞相效仿，乡村文学体裁一时间洛阳纸贵。紧随其后的是2011年熊培云出版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014年十年砍柴出版的《找不回的故乡》，都将“诗”与“故乡”联系到了一起。一些作品穷尽笔墨挑逗城市化急行军中的人们的乡愁，甚至有人用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激烈话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这、批判那，唯恐不能彰显其作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一时间鱼龙混杂优劣难辨。
恰在这个时候，笔者刚刚结束三年乡村基层工作，呕心沥血完成的实践之作《村支书与中国梦》开始与出版界接洽，因为拙著的新颖体裁而被不少出版方邀约，但却因书稿的修改方案达不成一致意见而步履维艰。笔者被多家出版社要求，要的是“梁鸿体”、“梁庄式”，内容要“文学化”、“故事化”，手段要“煽情”、要“吸睛”。也不止一次被质问，你的作品的读者群是谁：是村干部中的文学爱好者？是县乡干部中的文学爱好者？是关注农村话题的文学爱好者？一切向“文学”看齐、向《中国在梁庄》看齐的出版标准，使笔者在盛怒之下和某出版社撕毁了已经签约的合同，但也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直到和中国法制出版社再次签约才告一段落。
笔者是财经类和政法类专业的学人，拙著也主要是以经济学和法学为手段，致力于找寻复杂的农村社会弊病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努力探索务实的解决之道。长达20多万字的作品，包含大量的模型构建、数据统计、案例陈述、理论分析，请问如何可以用“文学”将其轻松的推倒重来？笔者以为，每一部作品都反映了写作者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人格特色，并不是所有的畅销作品都要指向文学本身，并不是所有的成功作者都只能是文学专业的写手，也并不是所有的理性读者都只关心与文学有关的读物。虽然每个写作者有义务用尽可能文学化的通俗语言，和可读性更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但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尽皆效仿梁鸿，效仿《中国在梁庄》。
这些以烂大街为唯一导向的低俗出版商，助推人们不由自主的对“梁鸿体”心生厌恶，唯恐不能与它们的肤浅和做作划清界限。当然，这并不是梁鸿本人的责任。我们不禁要问，“梁鸿体”的《中国在梁庄》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她致力于找寻、揭示、放大众多乡村问题，她的工作业已完成。文学作家饱含深情的发掘，接下来需要的是，财经学、政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继承，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一遍遍的模仿梁鸿、重复“梁鸿体”。
近些年来，国家向乡村社会的各个层面大规模的输送人力资源，挂职职务涵盖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副乡长、村党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助理等各个层面，人员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他们大多都拥有不错的知识背景和各种专业知识，他们的到来，必将涌现出各色各样的实践成果，而不只是“诗歌”和“乡愁”。为此，笔者对拙著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多年来，社会调查的积习，让笔者在基层任职期间，总能不厌其烦的去倾听各种来访者的良善与平凡、欲求与苦恼、智慧与技巧、狡诈与阴险。或许，笔者和梁鸿的角度、方式、身份、时限都完全不同，即便笔者曾不只满足于发现问题，而是如此努力、坚毅、挣扎，企图运用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宗族的等各种手法，渴望找寻些什么，解决些什么，开创些什么，但其结果都如梁鸿所说：“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或许，这又恰恰是所有学科、所有学人、所有实践者，他们殊途同归的地方，而业已完成的作品，都“只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
2016年6月23日于兰大
注：拙著《村支书与中国梦》尚未出版，还在审校之中，因部分章节文字不合时宜而被出版社删减，不得不再加新作已做补充，此文算是临时完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