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关于拙著《我抓住了两个世界》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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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回答一些问题
——关于拙著《我抓住了两个世界》的几点思考
姜广平
一、教育叙事如何获得尊重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我曾经讲起过我的一些心路历程:
十年来,甚至可以说二十年来,我已经不再是当初写下《我们,年轻的乡村教师》的那个我了。
我已非我。
既已非我,甚且,这么多年的教育行走、阅读、写作已经重塑了自己,那么,我就必须将是什么重塑自己的交给读者。虽然,是什么重塑了我自己,我自己未必能给予十分的确证。
在这本书出版前,我曾与宁波出版社陈静女士探讨过这本书的价值与意义。她认为,对我而言,出版这样一本书,固然可以见出一个教育行走者的踪迹与思考,但更要能体现出教育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我是在这时候忽然发现我过去的偏失的。有时候,一个人,往往会由于朋友的一言半语促成深入的思考与判断。所以,成书之际,我忍痛将《在路上》《别在异乡哭泣》《我用行走划下人生的半径》《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母亲的灯亮起来》《琴桥》《没有童谣的时代》等当初发表时曾经激动过自己也曾让很多人激动、感动的文章舍弃了。坦率说,这些文章,在圈内引起的反响至今犹在,我也还能真切地回忆出当时的写作心态,像《我用行走划下人生的半径》一文,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的最爱。而像《别在异乡哭泣》,写到黄昏的诱惑与诗意的感伤,则差不多是我的珍藏。
但也正是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发现,当初写作时,一个作者确实可以借助于文章渲泄一些情绪。虽然直到现在,我对那种情绪以及渲泄的方式,不会加以否定。然而,现在,我觉得,教育叙事的写作,不能再作为个人情感渲泄的通道,不能仅仅让写作者获得快乐与愉悦。否则,教育叙事本身就不再值得我们尊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叙事可以作为那些乏味、空洞、浅薄的教育故事的载体。
真正的教育叙事,仍然必须坚守一种散文品质。
因而,在最终遴选书中的这些文章时,我对教育叙事作出了这样的定位,并以这样的标准确定了最后的入选文章。
朱永新先生曾经很多次跟我说起,不能要求所有老师都成为作家。意思是,不能要求所有老师的写作都具有作家的高度。
然而,在我看来,也并不是所有非作家群体的人都与美丽的文字无缘的。
教育的诗性品质,应该体现在我们对教育写作的爱护与尊重。
“敬惜字纸”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写作者,还必须敬惜将要遭遇我们文字的眼睛与心灵,因而,不能将教育叙事写作简单化、浮泛化,甚至功利化。
我们可以历经训练的过程,但我们不可以总以训练作为理由来对待我们的读者。
关于教育叙事定位于散文的坚守,可能还不是最高的底线。这次未能入编的短篇小说《错误》,曾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上某期的头条,灵感产生于我赴盐城参加青年语文教师教学公开赛时的乡村公共汽车上。另有一篇近于教育叙事的作品则是以我在家乡乡村中学工作的四年青春生涯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春天后面是夏天》。故事有那么点残酷,但是,从文学品质上讲,它的写出与发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无趣与平淡这样的主题。这是我们不必也不能回避的教育真实。
说到这里,我还要说,在教育叙事里,可以再现某种现实,可以实现某种推理,更重要的是,教育叙事不能缺乏想象力。否则,这样的写作,还有几分值得尊重呢?它还能给我们读者与作者带来什么呢?
二、教育疼痛折射着更为深刻的教育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质疑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然而,我和很多从事教育的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现在恰恰又过着一种经得住推敲与质疑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确信,我们有我们的信仰。
但现在,却是一个痛感消失的时代,或者,有那么一点疼痛就咋呼起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时代。
很多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我给出了一个教育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教育疼痛。这从书中《生命中的金黄》《生命之痛》《内心的高潮》等几篇文章中仍然能够体察出,虽然,我有意已经将《路漫漫》这篇曾在《中国教师报》连载了一年之久的以教育成长与成长中的疼痛为主题的长篇教育叙事搁置了。
但我还是必须说:没有感受到教育疼痛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爱着教育并甘愿为教育作出奉献的;没有对疼痛的感受,也将是一个不健康的生命机体。
教育永远是人的教育。教育,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中,有对话,也会有博弈,因而,也必然会有疼痛。回避疼痛的教育写作,是一种伪写作。
教育疼痛,应该是教育伦理学范畴的话题。我曾经多次唠叼过,教育疼痛的神经元已经丧失了,你还能指望教育机体是那么健康的吗?
其实,所有的事物都不完美。我们要做的,是向着完美的方向无限趋近。
我们的教育叙事,其实没有必要回避这一点。
如果我们再像过去一样无关痛痒地写一些轻飘飘的教育叙事,则这样的教育叙事究竟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我们的心灵,就很难讲了。
教育疼痛,其实是对教育关系的演绎。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永远纠缠于个人的情感、恩怨、得失,则这一教育疼痛的价值显然又将是极其微小的。对教育疼痛的书写,可以将教育的外部关系、内部关系及教育本身的机体之痛展现出来,这样,我们这一代的教育作者,才算尽到了一个写作者的使命与职责,也才担负起了唤醒、改变、推动的责任。
三、我试图回答一个普通教师能走多远的问题
一本书或一个教育作者最伟大的价值,在于能够给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而所谓重要,是就教育的发展、个人的成长、学校文化的形成而言的。
一个教师的成长,本身会成为一个学校的教育资源;一个伟大的教师,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道风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便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
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孜孜以求成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仅仅囿于个人的所谓成功,而不能将这种成功与教育发展的价值联系起来,这样的成长便只是一种随年月推移而必然出现的庸俗的成熟而已。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只不过是想展示一个人的成长史,展示一个普通教师的可能。然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给出了“成长”这一关键词时,也给出了一个个案,给出了一种方案,给出了一个教师可以具有的行走方式。
朱永新先生曾说及我的不可复制,他认真地认为,不能要求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成为作家。然而,在我的视野内,这样的老师还是存在的,他们是真正的语文教师,也是真正的作家与文学学者。譬如,浙江的边建松和徐社东,江苏的余一鸣和白坤峰……
边建松是诗人与诗论家,徐社东、余一鸣是小说家,白坤峰是红学专家。
他们都是拥有两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有着真正的幸福。
我之所以强调一个老师可以拥有两个世界,其意图之一,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学者在谈论教育时,不需要总拿民国时期的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们说事。应该说,我们有着与他们相比不一样的的伟大,他们是离开中小学讲台后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一直坚守在中小学的讲台前,我们在这样的讲台上成长为作家或学者。
这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这是我们新时代教师的可能。也许,我们获得的教育以及外文功底,与民国时期的大师们无法相比,然而,我们一直在读书、在思考、在写作,我们拿出了我们的东西,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他们面前一样地毫无愧色,一样地可以自信、从容。
仍然回到我这里,我一边在中学讲授语文课,业余则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这两个世界的相互打通,使我获得了很多可能。仅从理论建设方面讲,我在语文学科教学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姜广平大语文”课程体系,在文学方面,十多年来,除了小说创作的成绩,我的文学批评可谓小成,而且,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的努力,我已经形成了我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理论,这方面的论文已经发表多篇,论著也将全面推出。
这就是我们想要昭示的一种可能,一种普通教师的可能。
最近几年,我在很多学校讲学时,都非常乐意与听众分享从科学走向人文的三种方式:
“苏格拉底模式”: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智力条件也不那么擅长,尽管作出了主观努力却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也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一事无成,即深感与科学无缘;而人文世界的探究却不受这种条件的限制,它为一心想要探索世界而自知不能解开自然之谜的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也为富有创造力而无法在科学领域里施展的人提供了舞台,这是一种“理性选择”。
“帕斯卡尔模式”:人生的特殊经历可以使在科学研究上极有天赋的人放弃或基本上放弃先前所热衷的事业,转而沉浸于在他看来是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文探究。这是一种带有不相容性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信念变换的驱使下所作的看似自觉实则不由自主的选择。
“爱因斯坦模式”:对科学的探索使学者的眼光引向形而上的疆域,引向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而对科学局限性和科学家责任感的双重把握,使科学家有可能走向对科学的人类性效应的深切关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将继续追求更新的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同时致力于发掘其人文意义,实现其积极的人类性价值。这样,科学事业和人文事业成为可以统一的事业。
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三种模式,是想启发更多的听众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是想表明,在中小学,我们如果不具有庞大的图书馆所承载的科技情况,也不具备高品质的实验室与科研条件,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走出我们的学者之路,成为基础教育领域里可以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比肩站在一起的代表。
当然,如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从帕斯卡尔的那句名言引发的思考。
教育已经被杂陈的人文思想所挟持,甚至被一些所谓的主流所挟持,最终而形成一种盲视或集体无意识。但却少有清醒而坚定的学者站出来,表明某种思想其实并不能适用于教育。譬如说,十七世纪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帕斯卡的哲学名著《思想录》中“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一句,被无数人援引,所有人一夜之间都成了会思考的芦苇了。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是,帕斯卡尔的突然被援引,显然有点荒谬。因为,这既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抄袭,同样也是援引者忽略了帕斯卡尔这样持论的语境。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或一个以写作自命的真正的学者,应该洞见这其中的荒谬并向公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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