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儿童性侵造谣者落网：为何“虚构之恶”更容易裹挟情绪？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8 02:04:27

随着警方的澄清，所谓的“儿童被性侵”原来只是“虚构”出来的事件。虽然，“编造者”（造谣者）已经落网，但是舆论之辩却依旧没有平静下来。毕竟，在“虚惊一场”之中，太多的公共资源被浪费掉。暂且不论舆论上的口水废掉多少，起码的警力资源就被浪费很多。

是的，我们渴望更为健全的生活秩序。于是，对于“恶性事件”的想象力往往更强，而判断力会更弱。甚至，当类似的事件，在过去已经有先例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是“宁愿信其有”。坦白讲，如果辩证的看待这样的“先入为主”，只能说，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恶的存在，并愿意合力惩治恶。

当然，就“贵州儿童性侵造谣者落网”事件，在具体的争辩过程中，也出现较为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既然没有发生，真的是万幸；一种是，宁愿相信发生，也算是减少一种恶行。不过，观点不同，但传达出的内涵却差不多，都是期盼“少年被善待，人间少恶行”。

只是，人间的恶行，肯定存在。有的被发现，消除，终结；有的仍在暗处发作，蔓延，发酵。所以，当“虚构之恶”生发出来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是“真的”，起码在官方没有定论的时候，更愿意相信恶行的存在。因为，这是人性的潜在本能。

就比如，家中的亲人，因手机等通讯设备暂时坏掉，失去联系。此时，作为家人，总会往坏处想。所以，对于不确切的恶性事件而言，往往更容易触动人们的注意力。尤其，就未成年被其欺凌的事件，在过往已经发生过多起，所以，人们也就更容将情绪付诸于消极的范畴。

所以，对于“儿童被性侵”的事件，即便是“虚构”（造谣）的，也会引发很多关注。因为，作为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愿意看到孩子们被伤害。不过，对于“贵州儿童性侵造谣者落网”的事情，再次说明，无论是对个体的消解，还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都是一种“罪大恶极”。

“好事不出门，坏事儿传千里”，“一地鸡毛最容易上天”，这些看起来并没有逻辑的定论，却很真实的反映出传播上的规律。依照邹振东的“弱传播”理论，未成年属于弱者，性侵犯属于坏事儿，二者集结，自然就容易发生传播上的化学反应。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义的情绪”容易形成接龙的趋势。所以，对于一些恶性事件来讲，往往更容易形成讨论的“涡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公共正义”是盲目的，就是因为，在没有确切的信源时，就可能传遍四海，播向八方。

但是，“虚构的恶”，“编造的谣”，终归是要落地的。所以，作为个体而言，还是不要“肆意的虚构”，“随意的编造”。就拿“贵州儿童性侵造谣者落网”而言，虽然看起来是法理层面的结局。但是，对于舆论的热情而言，好像也是一种欺骗，所以，自然也会遭遇一波强的“谴责流”。

不得不承认，先验的判定，在恶性事件上，从来都不“打草稿”（理性推理）。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人们对于恶性事件的预设，往往是硬往坏处想。因为，只有将预期压到最低，才可能容易接受事实，并且走向积极的一面。从情绪缓和的层面看，这属于一种情绪上的自我保护。

当然，作为旁观者，确实存在“看红火不怕事大”的心理。所以，对于恶性事件来讲，在没有确切的定论时，就可能被描画成各种版本的悲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正义情绪的阀值一直在飙升，直到靴子落地，才会逐步平静下来。

坦白讲，这个过程很可怕。过度的关注，往往会让噪音很多，清醒的声音很少。于是，不仅会对“当事者们”有伤害，也会形成一定的周边恐慌。所以，我们常讲“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只是，道理都懂，可但凡遇上事情，还是会乱掉方寸。

而对于“性侵儿童”和“虚构性侵儿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恶。前者，属于对弱者的侵犯，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法理上，都是难以容忍的；而对于后者，属于对公共资源的浪费，虽然看起来并没有直接的伤害，但是过度的消耗公共资源，很可能会耽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这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困境。人们一边获得发声的渠道，同时，也会被各种“杂音”裹挟。尤其，对于“公共事件”，更容易形成“乌合之众”的效应。这实际上，从各类“流言和谣传”的生发机制上，就能看出来。因此，往大说，这可能真的难以避免。

因此，在面对“虚构之恶”时，也要清楚人性的弱点。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理性看待一件事情。尤其，对于众口之争下的事件，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真伪。因为，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不关心当事者的“死活”。对于他（她）们而言，就是在“信息消费”和“情绪消费”，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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