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的科学史研究，如何成为可能？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8 02:56:51

《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青年教师穆蕴秋博士的学位论文。她对当初做这个选题时遭到的质疑仍记忆犹新。与以往将科幻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不同，穆蕴秋博士的这篇论文尝试在科幻作品中研究科学史，这一学术路径，在国内首开先河。她说，在导师江晓原教授的坚持和鼓励下，这篇论文从开题到通过答辩，一路顺利。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晓原说，之所以坚持和鼓励，一方面是因为学术需要创新，而创新必然蕴含着风险；另一方面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新观念：科学幻想可以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它为科幻中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事实上，不仅这篇当初看起来有风险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师生二人最近几年在“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除了已有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顶级期刊发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两本被二人称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也陆续出版，学术文集《新科学史：科幻研究》也即将出版，这或许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正式确立！
“科幻”是现代中国人的词汇
在江晓原看来，“科幻”是现代中国人喜欢用的词汇，是现代中国人出于对科学的崇拜以及对科幻科普功能的强调，而刻意强调的词汇。西方人更加习惯“幻想”一词，他们通常将“科幻”、“奇幻”、“魔幻”都归入“幻想文学”的类型，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幻想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今天中文“科幻小说”对应的英文词是“sciencefiction”，在1949年以前我国都用“科学小说”一词来对译，1949年后沿用俄文的译法，将“科学小说”称为“科幻小说”。
尽管现在人们常将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起源，归入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但是，江晓原认为，科幻作为“幻想文学”的一部分，并非某一个民族或是西方文明的独有的，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经典的幻想作品，各民族的史诗也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奇异幻想。
能够在幻想文学中找到一条清晰的“科幻”发展脉络，大概要追溯到17世纪初。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对准天空，看到了月亮的环形山，这一举动带来了三个直接的后果：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家们宣扬的“月上区天体完美无瑕”的说教；推动了一些科学人士对其它星球是否适宜居住的探讨；诞生了一大批以星际旅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
以星际旅行为主题的幻想作品，包含着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时空旅行内嵌的复杂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想像的自洽的或然世界，即乌托邦，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人类在想像的可能范围内不断向外探索的冲动。
科学幻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
这种呈现在幻想作品中的人类不断向外探索的冲动，与科学的探索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江晓原说，一些研究者将“科幻”看作是科学与人文的“两种文化”的桥梁。其前提是科学与幻想分属不同的领地，两者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只在某些地方才出现交汇。而事实上，无论是前人的研究和探讨，还是天文学发展过程中与幻想交织与互动的案例，都可以得出结论：科学与幻想之间的边境是开放的，很多幻想都可看作是科学活动一部分。
比如在《科幻小说史》中，作者亚当·罗伯茨就认为：科幻虚构是一种科学活动的模式，就如同它是文学活动的一种模式一样。尽管罗伯茨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并不能得到所有科学哲学家的赞同。但他坚持认为，科幻小说有科学虚构之意，并认为布鲁诺论证宇宙无限的思想在当时也属于科学虚构。
而通过学术研究发现，大量的星际幻想小说持续参与星际旅行探索。比如，威尔金斯的《时间机器》、卡尔·萨根的《接触》和吉恩·罗顿伯里的《星际迷航》系列，都反映了幻想与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时间机器》所依据的“时间就是第四维”的设想，在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后，不仅获得了一点理论依据，不少科学家还先后在爱因斯坦场方程中找到了允许时空旅行的解。
《接触》在1995改编为同名电影时，萨根向物理学家基辅·索恩求助，因为他对自己设置的利用黑洞作为时空旅行手段的技术细节不太有把握，索恩和其助手将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顶级物理学杂志《物理学评论》，从而在科学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虫洞作为时空旅行手段的可能性探讨。
在《星际迷航》中，罗顿伯里想像两个星球之间的空间发生弯曲并建立一条翘曲通道，以此来实现超光速旅行，这种飞行现在被称作“埃尔库比尔飞行”，这是因为1994年英国威尔士大学的马格尔·埃尔库比尔在《经典与量子引力》杂志上发表论文对翘曲飞行进行了认真讨论，引发了关于时空旅行新的研究热潮。
科学史还可以研究什么？
穆蕴秋博士说，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她发现科学幻想中很多有趣的事，在科学史上被当作不正确的科学而被抛弃了。比如1835年《太阳报》曾连续四天报道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发现了月亮上的各种植被、成群结队的棕色四足动物以及智慧生命等。因为这一报道，不仅让该报得到了巨大的发行量，文章也被多家权威媒体转载，连当时一些资深科学家也毫不怀疑。尽管后来被证明这一报道是该报记者的一个精心杜撰，但《太阳报》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如果仅仅将这个事件看成一个媒体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骗局，就忽视了这个事件背后的科学文化意义。
穆蕴秋认为，这样一篇在今天看来不可能的报道，在当时会让很多科学家信以为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很多科学家，如奥伯斯、高斯、贝塞尔、开普勒、惠更斯等，都有过类似的幻想，有些还专门撰文探讨月球是否适宜居住。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科学幻想呢？
对此，江晓原打了一个比方，某一个人来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浩然大厦办事，如果他第一次来，也没有找人问路，那么他很可能走了很长的弯路，这才找到到达浩然大厦的正确路径。但事后他通常只告诉人们他到达浩然大厦的正确路径，对于他走过的弯路绝口不提。如果用这个比喻来看科学史，我们显然也应该考察他走了哪些弯路，为何走这些弯路，他在走这些弯路时是怎么想的，等等。
长久以来，科学史很难脱离这样的传统，即用今天正确的科学知识为标准去编写历史上那些“善而有成”的事件和人物，而将历史上那些“无成”的事，如猜想、幻想，也就是到达科学结果的弯路剔除了。科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不仅“善而有成”应该是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善而无成”甚至“恶而有成”、“恶而无成”的也应该是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美国“曼哈顿计划”是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同样，希特勒的没有成功核武器研究也应该是科学史研究的对象。
江晓原说，将视野从科学历史上一座座胜利的丰碑，转向那些隐藏在丰碑之间的弯路和前尘往事，就使得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成为可能。这些弯路和前尘往事，都曾真实发生过，现在却罕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