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诸特点对中国现代社会有何影响

显示全部楼层 · 2009-8-7 09:36:58

1.儒家文化：　　儒学的根本智慧就在于“以人为本，道德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理想；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仁爱”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爱和民主的精神。像清代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黄宗羲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是仁爱的延伸，民主思想的体现。我国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民工生活、关注减轻农民负担，致力于减税免税，也是一种仁爱、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对于个人，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于企业事业，诚信是立业之本；对于国家来说，诚信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浙江古代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中庸”这个“庸”字大家可能认为不好听，其实“中庸”就是“用中”，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这种思想是极为高明的，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也”的道路，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2.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的根本和核心是“道”。“道”的非实体性，使之不能对其定义，不能问其是什么，而只能加以描述。　　一、道家对 “与道为一”的追求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所谓“生”所描述的，就是创生，就是创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创生之本，创造之源，创造之境。“道”最具原创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道”何以能“生万物？”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2] “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生动表明“道”不是一个实体，它展现的世界是动态的深邃的无所不包的。“道”“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有信”所描述的，都体现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真本然，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3]。 “道”之“象”、“真”、“精”、“信”，都是对创造的基因或创造的根本的描述。庄子曾以象征比喻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从中可见，“道”是一种大境界，大视域，大自由，大本质，大基础，它无穷无限，无所不在。“道”可“御今之有，能知古始”[5]， “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6]， “道”是纯粹自然无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这些关于“道”的描述，都生动表明“道”具有最高的创造精神，是最高的创造智慧。道家认为只有以“道”为本，由“道”观物处事，才能“通于一而万事毕”，即“与道为一”，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生创造，通达人生的高境。因此道家提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7]，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8]，这里的 “一”就是“道”。道家常用“一”来表示“道”。“为天下式”“为天下正”，都是说体“道”乃是社会人生的根本，必由之路。通观整个道家文化，可以看到道家把“与道为一”视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和最高境界，“与道为一” 是道家最根本的追求。那么，落实到现实人生，联系生活实际和创造，怎样才是“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对此的追求意义何在，于此有着怎样的创造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庄子》的一些寓言来理解这些问题。　　道家对“与道为一”的追求，实质是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对更高创造的追求。因为进入到“与道为一”，就进入了自如自在无遮无碍的境界。　　反思当代人原创性的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重视“技”的方面训练，而忽略了体悟“道”的修养，缺乏“道”的大视野、高境界。比如现行基础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使师生的眼睛就盯着分数的提高，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往往显得乏力。应该看到分数的提高，只是“技”的提高，倘若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精神得不到升华，“技”就不能转化成智慧而进行创造。心胸被分数这个“物”束缚死了，创造性就难以发挥了。创造的精神前提是消除私心杂念名利诱惑，使心灵处于自然本真虚静的体“道”状态。如果功利的诱惑太多，创造就无从产生了。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科技学术研究本来应该是一种思想、理论、技术的创造，但由于功利化影响，使一些人在奔“利”的途中，不是真正作研究，而是急功近利走捷径，甚至出现买卖或抄袭学术文章的现象。如此还谈什么科技创新，还能出什么学术新思想？出现这些现象的实质是悟性被遮蔽，也就是把原创之门给关上了。正是在打开这扇门的问题上，道家思想能给人以重要启发。　　二、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　　道家文化的突出精神，是自由精神。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更富有追求自由的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主要表现为突破传统、世俗、自我等束缚，开放心灵，拓宽视野，解放思想；追求“游于无穷”，“道通为一”等等。庄子常常通过超常的想象，创造极大极高极远的神奇境界，诗意地展现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如《逍遥游》塑造了大鹏的形象：“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大鹏之大，大鹏之飞，高远辽阔，无阻无碍，无羁无绊，都是引导人们摆脱世俗束缚，追求“无待”的自由解放。《秋水》中“望洋兴叹”的寓言形象，以大海之大，表现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追求。其中河伯对自己的闭塞和自满的反思与批判，对大海的包容、无穷的赞叹和感悟，都是对打开眼界，开阔心胸的追求，也是对打破局限，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追求。道家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引导人们达到自由之境界。　　道家文化多方启示人们，打破思想僵化闭塞，摆脱世俗束缚，去获得精神自由，创造自由。《逍遥游》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论辩，就是这种启示的一个方面。“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子因大葫芦的“无用”而将它击碎，他实际上是以“大而无当”的葫芦，隐喻庄子思想的大而无用。庄子在反驳惠子时，首先批评惠子“拙于用大”，接着以 “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故事为喻，形象说明有用、无用关键在于如何去用。最后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指出，惠子“拙于用大”，是受“有蓬之心”所缚，即思想僵化，心灵闭塞。惠子以大葫芦为无用，是囿于传统，受世俗实用观念的束缚，循规蹈矩，只知以葫芦盛水为瓢。惠子的葫芦之喻实际上代表了世俗实用的功利观，眼下不实用不得利便是“无用”。庄子以葫芦“浮于江湖”的形象喻示着对世俗实用价值观的突破，说明从世俗实用的功利观中提升出来，才能成就人生更高的创造。庄子“用大”的思想，实质是破传统，破僵化，破闭塞，破只有实用才有用的思维、思想。庄子的“用大”之“大”，主要指思想、精神、理想等“虚”的不实用的东西。庄子以“用大”启示人们，“无用之用”具有更大更高更远的用。超越世俗的实用功利目的，才能达到大用。突破僵化、狭隘、闭塞，才会有新追求新创造。　　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对我们有许多创造智慧的启示。其主要是，精神自由才能突破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才能有精气神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精神自由，才能有奇思异想，才会想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对于当代人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自由精神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维。为了培养有利于原创的自由精神，就要破除种种阻碍。例如，当今社会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长官意志、权势崇拜、奴性意识、名利诱惑等，都应当祛除之。此外，社会分工趋于细致，人们受自己的社会分工所囿，视野狭窄，这也限制了人的自由精神的发挥。造成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片面地突出物质追求，而对精神的追求缺乏应有的力度，甚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非常淡薄了。　　三、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张扬，　　道家文化的特色是强调个性任自然。如“法天贵真”之说，就显示出十分重视个性和真性。道家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这里的“真”就是本性、个性。道家以“万物莫不以适为得”，认为适其本性，舒其个性，才有获得人生自由的可能。反之，压抑个性，扭曲本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都不可能有人生的自由和创造。与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要求个体与礼法规范相谐调不同，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个性，真性，主张“无以人灭天”。这里的“人”指“人为”，“天”则包括自然、个性、真性等等。道家认为仁义礼法规范都具有“人为”的性质，它不是出自人的自然，而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力量，它对人的真性和个性都具有束缚性和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使天下“失其常然”，“莫不奔命于仁义。　　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大力张扬，所显示的创造智慧是，有个性真性，才有生机，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才有美的社会，美的人生。个性和真性是生命的灵魂，是创造的根基。个性的缺失是当代人缺乏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例如应试教育的标准化训练，就容易导致个性的缺失，模糊了人的特色。“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使个性突出的思想难以产生。人们一般是按照社会要求定位，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个人的意愿、兴趣、爱好，特点，退到次要、边缘。突破世俗的个性，往往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挑剔，这又造成人们从众随俗的平庸心态。道家文化的创造智慧启示我们，个性真性的压抑是创造的天敌。要培养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必须充分认识：要想生命绽放出创造之花，就不能压抑个性，就要发挥个性的创造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适其个性，合其本性，才有创造的积极主动性。同样，个性舒展，才有最好的情绪，最敏感的触觉，最强的自信，才有创造的兴趣、精神和灵气。　　四、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　　对于道家文化，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即道家思想有出世的消极、复古落后等等。其实，就从上面我们论述的三个问题来看，无论是“与道为一”、自由精神，还是个性真性的张扬，都是具有理想精神的。从道家文化深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可以看到，道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道家文化追求的“与道为一”的大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境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老庄提出的许多思想，可以去追求，趋近它，但很难达到它。原因就在于它是理想境界。象“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理想的缺失也是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物欲膨胀，一味追求实利的趋向，使人们变得很务实很理性，不实用的即被视为“无用”而虚置，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都被淡化了。结果是，人们在获得名利后，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没有寄托了。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启示我们：理想的火花，才能点燃创造的激情。精神空虚，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就不可能激发创造性。如果连理想的梦都没有，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想今天，不想明天的人，是不会有“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的。因此，理想的激发应引起培养创新精神的充分关注　　3.佛教文化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千问 · 2009-8-7 09:36:58

1.儒家文化：儒学的根本智慧就在于“以人为本，道德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理想；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仁爱”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爱和民主的精神。像清代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像黄宗羲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是仁爱的延伸，民主思想的体现。我国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民工生活、关注减轻农民负担，致力于减税免税，也是一种仁爱、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是立身、立业、立国之本。“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对于个人，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于企业事业，诚信是立业之本；对于国家来说，诚信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浙江古代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中庸”这个“庸”字大家可能认为不好听，其实“中庸”就是“用中”，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这种思想是极为高明的，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也”的道路，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符合科学的发展观。2.道家文化道家文化的根本和核心是“道”。“道”的非实体性，使之不能对其定义，不能问其是什么，而只能加以描述。一、道家对 “与道为一”的追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所谓“生”所描述的，就是创生，就是创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创生之本，创造之源，创造之境。“道”最具原创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道”何以能“生万物？”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2] “惚兮恍兮”、“窈兮冥兮”生动表明“道”不是一个实体，它展现的世界是动态的深邃的无所不包的。“道”“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有信”所描述的，都体现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真本然，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3]。 “道”之“象”、“真”、“精”、“信”，都是对创造的基因或创造的根本的描述。庄子曾以象征比喻说“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从中可见，“道”是一种大境界，大视域，大自由，大本质，大基础，它无穷无限，无所不在。“道”可“御今之有，能知古始”[5]， “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6]， “道”是纯粹自然无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这些关于“道”的描述，都生动表明“道”具有最高的创造精神，是最高的创造智慧。道家认为只有以“道”为本，由“道”观物处事，才能“通于一而万事毕”，即“与道为一”，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生创造，通达人生的高境。因此道家提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7]，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8]，这里的 “一”就是“道”。道家常用“一”来表示“道”。“为天下式”“为天下正”，都是说体“道”乃是社会人生的根本，必由之路。通观整个道家文化，可以看到道家把“与道为一”视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和最高境界，“与道为一” 是道家最根本的追求。那么，落实到现实人生，联系生活实际和创造，怎样才是“与道为一”的境界，道家对此的追求意义何在，于此有着怎样的创造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庄子》的一些寓言来理解这些问题。道家对“与道为一”的追求，实质是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对更高创造的追求。因为进入到“与道为一”，就进入了自如自在无遮无碍的境界。反思当代人原创性的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片面重视“技”的方面训练，而忽略了体悟“道”的修养，缺乏“道”的大视野、高境界。比如现行基础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使师生的眼睛就盯着分数的提高，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往往显得乏力。应该看到分数的提高，只是“技”的提高，倘若仅仅停留在“技”的层面，精神得不到升华，“技”就不能转化成智慧而进行创造。心胸被分数这个“物”束缚死了，创造性就难以发挥了。创造的精神前提是消除私心杂念名利诱惑，使心灵处于自然本真虚静的体“道”状态。如果功利的诱惑太多，创造就无从产生了。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科技学术研究本来应该是一种思想、理论、技术的创造，但由于功利化影响，使一些人在奔“利”的途中，不是真正作研究，而是急功近利走捷径，甚至出现买卖或抄袭学术文章的现象。如此还谈什么科技创新，还能出什么学术新思想？出现这些现象的实质是悟性被遮蔽，也就是把原创之门给关上了。正是在打开这扇门的问题上，道家思想能给人以重要启发。二、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道家文化的突出精神，是自由精神。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更富有追求自由的精神。道家的自由精神主要表现为突破传统、世俗、自我等束缚，开放心灵，拓宽视野，解放思想；追求“游于无穷”，“道通为一”等等。庄子常常通过超常的想象，创造极大极高极远的神奇境界，诗意地展现出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如《逍遥游》塑造了大鹏的形象：“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大鹏之大，大鹏之飞，高远辽阔，无阻无碍，无羁无绊，都是引导人们摆脱世俗束缚，追求“无待”的自由解放。《秋水》中“望洋兴叹”的寓言形象，以大海之大，表现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追求。其中河伯对自己的闭塞和自满的反思与批判，对大海的包容、无穷的赞叹和感悟，都是对打开眼界，开阔心胸的追求，也是对打破局限，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追求。道家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引导人们达到自由之境界。道家文化多方启示人们，打破思想僵化闭塞，摆脱世俗束缚，去获得精神自由，创造自由。《逍遥游》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有用、无用的论辩，就是这种启示的一个方面。“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子因大葫芦的“无用”而将它击碎，他实际上是以“大而无当”的葫芦，隐喻庄子思想的大而无用。庄子在反驳惠子时，首先批评惠子“拙于用大”，接着以 “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故事为喻，形象说明有用、无用关键在于如何去用。最后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指出，惠子“拙于用大”，是受“有蓬之心”所缚，即思想僵化，心灵闭塞。惠子以大葫芦为无用，是囿于传统，受世俗实用观念的束缚，循规蹈矩，只知以葫芦盛水为瓢。惠子的葫芦之喻实际上代表了世俗实用的功利观，眼下不实用不得利便是“无用”。庄子以葫芦“浮于江湖”的形象喻示着对世俗实用价值观的突破，说明从世俗实用的功利观中提升出来，才能成就人生更高的创造。庄子“用大”的思想，实质是破传统，破僵化，破闭塞，破只有实用才有用的思维、思想。庄子的“用大”之“大”，主要指思想、精神、理想等“虚”的不实用的东西。庄子以“用大”启示人们，“无用之用”具有更大更高更远的用。超越世俗的实用功利目的，才能达到大用。突破僵化、狭隘、闭塞，才会有新追求新创造。道家文化的自由精神，对我们有许多创造智慧的启示。其主要是，精神自由才能突破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才能有精气神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精神自由，才能有奇思异想，才会想出新办法，走出新路子。对于当代人缺乏原创性的问题，自由精神的培养是重要的一维。为了培养有利于原创的自由精神，就要破除种种阻碍。例如，当今社会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长官意志、权势崇拜、奴性意识、名利诱惑等，都应当祛除之。此外，社会分工趋于细致，人们受自己的社会分工所囿，视野狭窄，这也限制了人的自由精神的发挥。造成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片面地突出物质追求，而对精神的追求缺乏应有的力度，甚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非常淡薄了。三、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张扬，道家文化的特色是强调个性任自然。如“法天贵真”之说，就显示出十分重视个性和真性。道家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这里的“真”就是本性、个性。道家以“万物莫不以适为得”，认为适其本性，舒其个性，才有获得人生自由的可能。反之，压抑个性，扭曲本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都不可能有人生的自由和创造。与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要求个体与礼法规范相谐调不同，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个性，真性，主张“无以人灭天”。这里的“人”指“人为”，“天”则包括自然、个性、真性等等。道家认为仁义礼法规范都具有“人为”的性质，它不是出自人的自然，而是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力量，它对人的真性和个性都具有束缚性和破坏性。这种破坏性使天下“失其常然”，“莫不奔命于仁义。道家文化对个性真性的大力张扬，所显示的创造智慧是，有个性真性，才有生机，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也才有美的社会，美的人生。个性和真性是生命的灵魂，是创造的根基。个性的缺失是当代人缺乏创造性的重要原因。例如应试教育的标准化训练，就容易导致个性的缺失，模糊了人的特色。“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使个性突出的思想难以产生。人们一般是按照社会要求定位，做应该做的事，说应该说的话。个人的意愿、兴趣、爱好，特点，退到次要、边缘。突破世俗的个性，往往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挑剔，这又造成人们从众随俗的平庸心态。道家文化的创造智慧启示我们，个性真性的压抑是创造的天敌。要培养当代人的创新精神，必须充分认识：要想生命绽放出创造之花，就不能压抑个性，就要发挥个性的创造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适其个性，合其本性，才有创造的积极主动性。同样，个性舒展，才有最好的情绪，最敏感的触觉，最强的自信，才有创造的兴趣、精神和灵气。四、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对于道家文化，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即道家思想有出世的消极、复古落后等等。其实，就从上面我们论述的三个问题来看，无论是“与道为一”、自由精神，还是个性真性的张扬，都是具有理想精神的。从道家文化深刻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可以看到，道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道家文化追求的“与道为一”的大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境界。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老庄提出的许多思想，可以去追求，趋近它，但很难达到它。原因就在于它是理想境界。象“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理想的缺失也是当代人缺乏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物欲膨胀，一味追求实利的趋向，使人们变得很务实很理性，不实用的即被视为“无用”而虚置，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都被淡化了。结果是，人们在获得名利后，反而感到精神空虚，没有寄托了。道家文化的理想精神启示我们：理想的火花，才能点燃创造的激情。精神空虚，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就不可能激发创造性。如果连理想的梦都没有，便什么也没有了。只想今天，不想明天的人，是不会有“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的。因此，理想的激发应引起培养创新精神的充分关注3.佛教文化一、人生观之改善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二、对孝道的扩展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