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想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记者Dan Gardner表示，专家们的预测还不如猜来得精确。未来的前景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类曾求助于星象及梦境；求助于纸牌、骰子及德尔菲神谕；救助于动物内脏、阿伦·格林斯潘、数学模型以及我们的手掌。 正如这些占卜预言技术的数量和种类所表明的，人类具有一个强烈而固有的欲望：预知未来。不幸的是，对于我们而言，未来是强烈又固有地不可知的。
这正是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资深撰稿人兼专栏作家丹·加德纳（Dan Gardner）在《“愚”言未来：为什么专家预测几乎毫无价值，而你可以做得更好》（Future Babble: Why Expert Predictions Are Next to Worthless, and You Can Do Better）一书中想探求解答的问题。加德纳还著有《恐惧学：恐惧文化如何操控你的大脑》（The Science of Fear: How the Culture of Fear Manipulates Your Brain）。他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成果作为其论著的出发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泰特罗克先后对284名学者、专家及其他预言者做出的27,451项预测进行了核验。这项研究颇为复杂，但其结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六个字：专家一败涂地。他们不仅不如统计模型，还几乎勉强与传说中投掷飞镖的黑猩猩打成平手。
泰特罗克可以从这项研究中得出的最为慷慨的结论是，有些专家比其他专家的糟糕程度稍微好些。英国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引用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名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来区分两种类型的思想家（即狐狸型和刺猬型）。柏林对这两种思维方式都表示赞赏，但泰特罗克借用此隐喻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专家的预测结果相对会好些。他发现，预测最不准确的是那些刺猬型的专家：即“知道一件大事'的思想家，他们激进地将‘那个大体系’的解释范围扩展到各种新的领域”并且“对那些‘不明白这点’的人显露出不耐烦而易怒的神情，”他如是写道。那些预测较为靠谱的专家“就像是狐狸：即知道许多小事情的思想家”，“不相信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体系”，并“对他们自己的预测才能不那么自信”。
值得称道的是，加德纳是一位狐狸型专家。然而，他的那本著作倒有些刺猬的气息。该书知道一件大事：即未来无法预言，就是这么回事，而那些试图预测未来的人纯属在自欺欺人。为了给上述理论提供辩护，加德纳动用了‘不可预测学’及‘确定心理学’。他提供了一系列预言失败的案例研究——可谓是一种刺猬型思维模式的集锦，其中尤其是环境科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及社会评论家詹姆斯·霍华德·孔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遭到“他的特别关照”。
这种为幸灾乐祸而大快朵颐的盛宴可能很有趣。加德纳令许多预言者成为在历史的图钉下难为情地扭曲着身体的“蠕虫”——因预言遭到历史印证的驳斥而感到羞愧。比如，在1914年初宣称“这六个大国之间将不再会发生战争”的英国记者诺曼（H. N. Norman）。而在这一领域，加德纳是一位能干的“导游”。这在评论领域里是一种常见的比喻，但这里我的意思既是形象化的比喻，同样也是确实的意思。像带领200名游客进行伦敦一日游的导游一样，加德纳具有对各主要景点了如指掌的渊博知识，也能愉快地与受众交谈，态度审慎而没有恶意，而且喜欢适度开些轻微的玩笑。
因此，你对他这本书的感觉将取决于两方面。首先，你是否喜欢由作者引领你去汲取书中的信息（被牵着鼻子走？），还是喜欢自我迷失在书中，然后发现自己的方位，并且自己在获取信息中付出极大努力。其次，你是否已经已“去过这个目的地”（即对这方面已有涉猎）。这里，加德纳面临一个挑战，而这不仅是因为泰特罗克自己的著作《专家政治判断》非常出色。近来许多著作所探究的都是类似主题，所以如果你属于加德纳的目标受众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已涉猎过他书中提及的大多数信息。你是否熟悉“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即事后诸葛）或“团体迷思”（groupthink）？你能否定义“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或“启发式”（heuristic）？听说过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假电击实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无法预测，但是你对这本书的感觉可以预测。
当然，相同主题的著作繁多本身并非该书值得批评的地方，但加德纳很难使这本书脱颖而出而受人瞩目。作为一名作家，总的来说，他的确为读者提供了一道道阅读美食。从他对超定类比（overdetermined analogies）的喜爱就可见一斑：对于一段有关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灾难的视频，他把这场灾难比作“像在烂尾楼工地上蔓延的加州野火。”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使失败的预测像是在视野中四下盲目出击的焚毁坦克。”
比文学失误更令人担忧的是知识失误。首先，加德纳多次未能区分不同类型的预测者——比如，埃利希和福音传道者哈尔·林德西（Hal Lindsey）。“既然理性的人并不对神秘的塞尔达夫人（Mysterious Madam Zelda）或任何声称能预知未来的巫师、看手相算命者、占星家或布道者当真”他写道，“那么他们同样应该对专家预测持怀疑态度。”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但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仅仅因为一个政策分析师及塞尔达夫人都错误地预测了未来，并不表示他们两者的预测相当。分析师的预测是基于理论及证据之上；如果其他所有变量都可以控制的话，事实A可能导致预测B（比如今天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增加明天的失业率），当然，其他所有变量并不能被控制，因此分析师可能作出错误的预测。但是，宗教及玄秘预言则丝毫没有因果逻辑可言。（“你会遇到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陌生人因为...我在我的水晶球里看到了他”？）即使他们预言正确，他们也是错的。
忽视这种差异就等于是危险地向反智主义偏离靠近。而加德纳，尽管他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念头本质上都不错，但也在其他方面向这个方向偏离——比如，通过将“所有聪明的人”与“普通美国人”相对立起来。啊？等等：普通美国人不聪明吗？聪明的人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了吗？这种区分不只是令人反感。它们还回避了真正的问题——那就是专业知识和智能在智力或道德上并不与江湖骗术相等同。事实上，他们常常对我们非常有用。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加德纳延续了各种对人类大脑的误解。“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他写道，“但我们的大脑仍是石器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的心智早已过时数万亿年了——如同是由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牌电脑搭配起来的系统，不适合于现代生活。
这个想法是流行神经学所谓的“高尚野蛮人”（Noble Savage）：一个容易记住、文化上便利然而又是完全错误的概念。讲述那些有关我们人类为何是目前这样的“正是如此”的故事很容易，但它们无法得到证明，而且往往经不住轻微的审查就分崩离析了。（那么在石器时代——当我们人类的大脑完全符合我们的生活环境时——我们人类就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加德纳虽然颇为担心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但对自己追溯逆推过去却丝毫没有疑惧，即使对遥远而不可知的过去也是如此。他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如何“硬连接”于这个或那个——比如说渴望确定性——的技巧。请别介意他本人似乎对怀疑和不确定觉得很自在。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大脑处于硬连接状态（而且鉴于我们对可塑性的了解，这个比喻是有问题的），这些联线展开来有数百万英里长，而且估计有1,000,000,000,000,000个连接。这有点像是保险丝盒。而这就是为什么神经学家——像加德纳自称佩服的那些狐狸型专家一样——在对有关大脑的解释时表现谨慎。
所有这些有问题的进化心理学论调最令人沮丧的是，它等于是加德纳为探究理解我们为何痴迷于预知未来唯一真正作出努力的领域。的确，在过去，我们需要预测灌木丛里发出沙沙声的动物是捕食我们的动物还是我们可以享用的美味。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一个深奥而又宽泛的问题，一个远远超出旧石器时代各种危险的问题。它涉及悬念、好奇、紧张、欲望、死亡。而加德纳却几乎没有涉及上述任何一点。
我想喜欢这本书，因为我有与加德纳同样的价值观，而且对他的这个研究项目非常赞同。而且很显然，怀疑主义及智力谦逊需要它们所能得到的所有捍卫者。不过，虽然《“愚”言未来》一书对未来的奥秘给予了适当的敬意，但对人类大脑科学及丰富的人类经验却给予了不适当的轻视。
原文标题：Why Experts Get the Future Wrong 为什么专家预测总是错？（查看原文推荐）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03/2 ... _r=1&ref=review
原文作者：凯瑟琳·舒尔茨
双语对照
作者：凯瑟琳·舒尔茨
发表：2011年3月25日
译者：iDo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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