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教育的二重奏

显示全部楼层 · 2013-12-14 21:58:16

“文化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现象上和研究中各有畛域，但本体实质统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化是教育的本源、基础、内容与精魂，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手段与途径。”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在《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历史变奏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中这样写道。他的另一著作《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也于近期出版。两者都尝试在文化史宽广而深厚的背景下展开教育史研究。
　　周洪宇对文化与教育的这种认识与他独特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他自1978年3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就开始追随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张舜徽先生等人研习历史，以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教授。这些经历不仅锤炼出他深厚的史学根基，也使他在学术上具有恢宏的国际视野，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更显得游刃有余，主张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就是例证。以陶行知的个案研究为例，著者不再仅仅把陶行知作为教育家去研究，而是从其人生经历、宗教信仰、师友交往、教育生涯、文化理念、文化创造、人格精神、国际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最终得出了“陶行知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
　　教育史学经过近百年的积累与沉淀，已逐渐步入了快速成长期。然而一些基本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如在学科体系的构成及研究对象上，学界仍以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为主，忽视或消解了对更为基础的教育活动的研究。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重大缺陷，倡导追求全景式总体史的研究宗旨，以民众的教育生活为研究重点，以问题研究的导向为研究取向，地上与地下、史学与文学、书面与口述三结合的大史料观，视情而定的理论与方法论，以及采取“善叙事理”的叙事方式。
　　可喜的是，这一呼吁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2011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会议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已明确把教育活动史研究纳入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这标志着教育活动史研究在国家教育学二级学科“教育史学科”中正式确定了地位。
　　周洪宇不仅躬行“善叙事理”的写史风格，以此来强调文化教育史学的历史感知与人文意蕴，还始终把人的活动置于文化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用灵动的笔触力求生动再现人物与场景，增添了文化教育史学的魅力。他曾提到陶行知幼年时喜欢唐诗，尤爱白居易与杜甫。陶行知因无钱买书，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来抄写吟诵。一次汪先生问他：“唐朝诗人中，你最推重谁？”陶行知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杜甫”。汪先生又问：“为什么？”陶行知说：“白诗通俗，杜诗沉郁。两人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他借用这段精彩对话成功描绘了陶行知自幼在白、杜两人的熏陶下，培养出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诸如此类的深度细节描述在两书中随处可见，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史论》和《引论》立足大史料观，把方志、谱牒、日记、小说、诗歌、民谣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大大扩展了史料的来源。他在文化教育史学科范式转换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探索，为学术工作者今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千问 · 2013-12-14 21:58:16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