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以辞几位帮助过我的老同事

显示全部楼层 · 2023-1-8 01:57:53

第一个是蔡学检。他是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老局长。95年夏天，第五届闽浙赣鄂四省出版理论研讨会在江西鹰潭召开，当时湖北这边由他带队。他人已退休。参加的人中有美术社的社长等。评奖是各省自己评的，蔡局长坚持将我的一篇文章《畅销书运筹的六大策略》评为一等奖，我建议我的文章下来，因为我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同时我推荐当时在出版局办公室的姚德新的一篇文章参评一等奖，因为那篇文章的确写得好。结果那天晚上蔡局长亲自到我的房间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不再推辞，接受一等奖评奖。他的理由是你的这篇文章是对近3000种图书进行市场调查分析统计的结果，花了两年时间，是深入市场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说第五届闽浙赣鄂出版理论研讨会再没有第二篇文章这么认真，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最后我被说服了。
他当时那么认真负责，那么没有架子，那么亲民，亲历亲为，这种作风我永远记得。
回武汉以后，他就将这篇文章编发在《出版科学》上。他主编《出版科学》多年，多次编发我的文章，包括《将一本博士论文编辑成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发表这篇文章时，他说谁说博士论文不能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博士论文、博士年轻不年轻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书稿的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
因此，在早年我发表出版理论文章方面，蔡局长一直是慧眼识金。为此，我一辈子感谢他。
第二个是朱光辉。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当年能到科技社工作，是他和祝汉平招进来的。那时他和祝汉平以及少儿社校对科汪科长一起到黄冈招人，刚好碰到了我们的班主任陈宝庆老师。陈宝庆老师那年刚刚提拔为副校长，一听说他们需要人，就给他们推荐了两个。他们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就凭对陈老师的信任录用了我。所以我到武汉工作，是第一次来武汉，而且是我哥送我来的。因为当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麻城县城，我没去过武汉，而我哥因为在张渡湖农场给别人制过一年砖，抽空去武汉玩过一次。
我在老人民社旧址新育村报到后，就被送到了古田四路纸张公司招待所二楼住了下来，一楼是车库。4天后科技社搬到了纸张公司仓库顶楼，不到一个月，我就搬离招待所，住进办公室。那时他们老员工分了钢丝床，我没有。我因为刚参加工作，啥也不懂，也不敢问，因此晚上就睡办公桌。好在是夏天，睡办公桌没什么问题。
我在办公桌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10点多，我刚躺下，就着灯光躺着看书，结果就听人说：“刘安明你怎么能睡吊扇下面呢，快关了，开小电扇。这会吹死人的。”是朱光辉。他家就在纸张公司宿舍区住，跟这仓库直线距离一两百米，但要从大门那边绕路进去。他不放心我们单身汉，就上来看看，一看我这样睡觉，就先关了吊扇。
我说我当年是一个乡村少年，这是真的。不知道吊扇伤人，直接在下面睡觉就是证据。说句不怕大家笑话的话，我第一次接电话，隔壁新华厂找祝科长，我说我去喊，然后我就挂了。因为不知道那是挂断。打小到大，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些。我也是参加工作后才用到电扇和电话的。
那天他问我为啥不睡床，我说没床。他说单位不是刚发了钢丝床吗？我说没我的。他说决定是早就做了的，你那时没来，可能把你弄丢了。没过几天，单位就给我们单身隔了三间房子做单身宿舍，男单大间就在工业编辑室和农业编辑室外，还有一个小间在科普编辑室和医卫编辑室外。女单就在编务室和校对室外。
我当时在出版科，一位从新华厂退休返聘来的老刘师傅给了我一本16开可能有5公分厚的书，里面是各种机器型号、纸张规格呀啥的。我没有任何兴趣。他隔一周问我一次，看了没。我回答说在看，然后告诉他我看到第几页了。说真的，我压根儿就不想看那本书。第三次问我时，我说我不喜欢看这本书。我说我太年轻了，水平很低，这里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应该好好读些知识文化类的书籍，而不是这个。后来做发行的欧新潮就带着我跑发行，跑了一段时间后，我表示不喜欢跑发行。然后没多久朱光辉就找我谈话。他是办公室主任。他说大家都说你特别想看书？我说是。他说你又不喜欢出版，又不喜欢发行，要不你去干校对如何？我说校对是干什么的？他说校对就是每天看书。我说好。于是我就去干校对。
后来有一年，我病休在老家，休息了半年时间。某天，朱光辉和祝汉平两位到我家去看我。他们从武汉坐车到麻城，从麻城坐短途汽车进山到龟山，再从铺头坳走十里路，一路走一路问到我家。他们说路不好走，但还算顺利，因为那年月在武汉工作的人少，问起我的学名，家乡人都不知道；但我的简历中有我的小名，朱光辉记得，所以他们就问小名，家乡人都知道。
当年是他们两个把我招进社的，然后又是他们两个跑那么远到我老家去看我，很让人感动。
这就是那年月的干部，特别亲民，跟老百姓打交道，大家都觉着亲。朱光辉后来调离科技社，但还在系统内，退休后喜欢写散文，我博客上曾经发过一篇评他散文的评论。他的散文集的出版，我帮过一点小忙，本不值一提，但也算尽了自己一份心力，给恩人一点回报。
朱光辉是汉川人，原来在济南军区某部队任职，经常给报社做通讯员，喜欢写文章。因为这个，他转业后来到了出版社。他的大女儿二女儿都跟我同过事，二女儿跟我关系尤好。当年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也不是现在人说的男闺蜜，但平时我们形影不离。至于原因，就在于当年我们两个是社里的未成年人，所以我们就玩在了一起。
第三位是罗炳阳。他原来是武汉电视台的，当年科技社要搞音像出版，就把他调来了。后来他做《自然之谜》的编辑。
89年科技社改革，将几个编辑室拿出来竞聘，《自然之谜》也拿出来竞聘，我就参加了《自然之谜》的竞聘，然后开始做《自然之谜》的编辑和校对。我在科技社做了4年9个月的校对，进《自然之谜》编辑室，尽管我没有完全脱离校对工作，但这是我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的开始。一年后，我转到了《中华武术大观》编辑室，正式做编辑工作。
进《自然之谜》后，我才知道老罗和社领导关系非常僵。他认为我是领导派来排挤他抢他工作的，因此对我有很大的敌意。知道这个以后，我只能小心谨慎，谨小慎微，工作无法做到主动，但我有一个底线，就是该我做的事情，我非常负责任，保证不出问题。因此直到离开这个编辑室，他和我没有什么冲突，当然他背后的确做过一些小动作，只是我表示理解，没有计较罢了。因此到我离开时，我们都能对彼此表示理解。然后随着接触的增多，他反倒觉得我人不错。
后来我加入九三，是老罗一手操办的。因为当时我想找个渠道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给国家做些事情。老罗是武昌区政协委员，民革的，他直接找武汉市统战部相关人员，建议我进九三学社。我后来当过一届洪山区政协委员，当时洪山区有意让我干九三副主委，如果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肯定会接手的。
老罗退休后自己开了一个文化工作室，我当时已经离开编辑岗位，所以给他介绍了一些业务，尽力给他以帮助。当然，我这些帮助都是无偿的。因此他退休后，我们反倒走近了不少。到后来我搬离了同一个院子，接触就很少了。前几年他中过一次风，那以后，只要我到那边去，我就会去看看他，两人聊聊天，叙叙旧，每次他都是很开心的。
老罗走得非常匆忙。同事说他上了趟厕所，然后对老伴儿说胸口难受，然后就回到床上躺着，还是很难受，两只手就向上伸，然后一口气上不来，人就走了。从喊难受到走，不到两分钟。
还有一位同一年进出版系统的，姓胡，只是打交道非常少，因此不知道说啥好。还有好几个同事的家属也走了，只是不熟悉，不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