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师大风潮的升级,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激化。尽管如此,章士钊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他的封官许愿被鲁迅断然拒绝。
章士钊在呈函中说:“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命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仅呈临时执政。”第二天,段祺瑞的执政府就下令照准。
1925年8月14日,鲁迅收到此免职文书,其日记有记载。鲁迅的好友、教育部同事许寿裳(教育部参事)、齐寿山(教育部视学)联名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宣布“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声援鲁迅,也被章士钊免职。
随后,鲁迅写下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两篇战斗檄文。文章中,鲁迅用火一样愤怒的语言斥责了章士钊的劣行,指出其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撰文回忆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情形:鲁迅被免职后?当时教育部的许多同事都替鲁迅抱不平,主张鲁迅先生去平政院告章士钊的。平政院院长)汪大燮是一个弄旧学问的人,同鲁迅先生在学问上甚为交好。
8月15日,鲁迅起草了一份起诉书,状告教育部总长章士钊。鲁迅在起诉书中说:“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8月22日,鲁迅来到平政院,起诉教育总长章士钊。
正是从保护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章士钊自1912年起,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之时起,就反对设立平政院,主张官民一律受制于普通法院之。因此,从民国初年开始,在随后的10多年间,他一直坚定地坚持反对平政院的设立,与赞成设立平政院者进行了10多年的论争。然而正是章士钊反对设立的平政院,让章士钊输了官司。
收到鲁迅诉状副本,章士钊作书面答辩,答辩状甚长。章士钊罗列了鲁迅的许多不端行为,陈列了一通处置有理的辩说,却无诠释程序违法的答辩文字。该答辩传交鲁迅后,鲁迅又进行了反辩。鲁迅说,章士钊所列诸项指控只能算教员鲁迅的行为而非官员
鲁迅反驳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本人收到校务维持会委员委任状为8月13日,而章士钊呈免职状则在8月12日,未任先免,该罪项不能成立。
随着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北京的革命运动声势逐渐浩大起来。爱国学生和群众冲破戒备森严的防线,摘掉“京师警察厅”的牌子。1925年11月19日,章士钊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号的家被广大群众和学生捣毁。追随章士钊的教育部司长刘百昭的家也被捣毁。章士钊无暇顾及与鲁迅的官司,匆匆逃到天津,他的教育总长职务也被免去。
11月30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得以在原址复校。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下午,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复校的翌日,许广平等20多名学生在校门合影,庆祝斗争的胜利。鲁迅为这张照片题词,赞扬他们“敌忾同仇,外御其侮”。作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协行。此之谓也。”这表现了鲁迅同广大青年同患难、共战斗的革命情谊。
1925年12月31日,段祺瑞明令改组国务院,令原各部总长辞职,任命了新的总长,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是易培基(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支持学生,现在出任教育总长,不愿意蹚前任的浑水,更无意维持前任所作的惩处鲁迅的决定。
在平政院还没有审理完鲁迅起诉章士钊非法免职案的情况下,教育总长易培基于1926年1月16日签发命令,恢复了鲁迅的职务。1926年1月18日,鲁迅开始赴教育部上班。2月4日,教育总长易培基签发教育部部令第五一号:“本部暂属命事周树人应照原叙等级给俸……此令。教育总长易培基”这样,鲁迅在教育部原来的工薪待遇得以恢复。
1926年3月16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23日,平政院下达了“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书。裁决结束后,按照法律程序,还需要呈最高当局批准。1926年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易培基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批准撤销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可能是朋友呢!”他和许广平都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又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后来还是常委会委员。“章”和“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常常毗邻而坐,相见时非常客气,谁也不提几十年前的事。服务员端上茶来,许广平把茶让给章士钊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章士钊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
4．最终去职的原因
“三一八”事件是鲁迅的一个转折点，这之前，鲁迅从来没有批评过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无论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他都称之为“大总统”。但是，“三一八”后，鲁迅对实际执政者段祺瑞进行了猛烈攻击。我们可以从熟知的《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了解到这些。从此，鲁迅结束了自己不反政府的立场，成为北洋政府的批评者。这实际上就是鲁迅最终离开教育部的真正原因。
鲁迅唯一批判的当权者是段祺瑞，但在“三一八”事件发展之前，鲁迅对他也从未有过否定。惨案发生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鲁迅不仅开始对段祺瑞施以攻击，而且彻底改变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由追随与合作，变为公开对立。这是鲁迅的良知，他不能与这样一个政府合作。也正因为这样，加之爱情的需要，他才不再顾惜教育部的工作，告别自己为之服务了14年的政府，到南方去了。然而，十年之后，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其中仍然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凡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鲁迅的确不像一些人那样“大度”，因为张勋复辟时，他辞职了；段祺瑞粉碎复辟，他又回教育部上班去了。
作为一个光复会的老会员，一个民国的真正元老，鲁迅还是回到了南方。但是，鲁迅回南方后，再也没有参加政府工作。他从业余作家成为专业作家，他从兼职教授，成为专职教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得清楚的鲁迅。其实，这只是鲁迅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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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刘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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