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支军费”
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父亲,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预算财务署”的署长,这一职位级别是中将。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军需署”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我后来看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与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那时候,国共内战已经开始,父亲也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战争机器一开转,国民党政府便要不断增加军费预算,父亲在日记里也记下,他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父亲1949年1月9日的日记记着:“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杀。
从1949年1月初开始,父亲的日记里开始频繁出现“中央银行”的字眼,也屡次提到财政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等人,似乎是在商议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记里,父亲又提到他专程赶到上海,“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等洽办”,并“拟草约”之事。
父亲的举动,在蒋经国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里,得到解读。蒋经国在书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元。父亲日记中所提到“草约”之事,也与此相关。
1948年底,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他更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而国库黄金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此外,当时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党军,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挥不动。蒋介石不想放弃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觉得要对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们最终像邱清泉和黄百韬那样走上自杀之路。这个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真金白银支持。
蒋介石的计划是,让我父亲以“财务署署长”的身份,用“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黄金提出来“保管”。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徐堪对此都犹豫不决,副总裁刘攻芸等人甚至公开反对。所以蒋石想出的办法是签“草约”,我推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此举告诉央行领导人:“这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的,有什么事情你们不必负责。”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父亲在日记里提到,他提议“先支半数”——也就是国库黄金银元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的身份仍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笔军费的支出,应该说也算是合法的。虽然等到真正开始运输黄金时,他已不在台上。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美国合众社1949年1月21日这一天发表的一条新闻中推理出:“国民党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资。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
现在看来,这一批黄金的运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这一批90多万两黄金及大量纯银,一共151箱,由父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交给海军,用海军的“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运的,先从上海运到厦门,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里,也就是在现在鼓浪屿岛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军攻破福州以后,这笔黄金才被转移到台湾财务署在台北信义路边上的保管库里。
蒋介石显然为黄金转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台北财支处主任,是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2007年,我特意从美国到厦门,想实地考察一下当年这条上海—厦门—鼓浪屿—台湾的运金路线。我跑到鼓浪屿的中国银行,找来了经理冒冒失失地问:“你们的地下仓库在哪里?”经理回答: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建筑,没有地下金库,他也不知道原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哪。正在我沮丧之际,我后面出现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叶力,是一位建筑师。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负责把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打掉的。他带着我看了中国银行的旧址,在原来仓库的位置,现在建了个钱币博物馆。
实际上,被父亲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金银以及7000万美元,当时已引起国民党政府一些人的警觉。1949年6月1日,立法院还专门质询此事。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写道“……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二亿七千万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报有四亿之多,更无七千万美金之逃避……”其实,有无“7000万美元之逃避”,蒋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日记里心有余悸地称“幸”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后来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卷款而逃,成为国民党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当时我父亲还奉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调查此案。
补充：
国民党自中国撤离至台湾时，估计共携带70吨的黄金与1亿多美元的外汇，70吨黄金约合247万盎司，以当年金价US$35计共折8650万美元，加上1亿多美元的外汇,总计当约2.5亿美元。
而2.5亿美元如果换算成现今的价值是多少钱呢？还是用黄金价格来换算好了，特地查了最近一年的金价，每盎司黄金最高从没超过650美元，宽松一点算吧，算700美元好了，当年价值的20倍。那2.5亿美元在现今的价值就是50亿美元，而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是1美元兑换7.826人民币，我们也用宽松的方式来，算8元人民币。50亿美元等于400亿人民币，除以中国13亿多的人口，一个人可以得到30元，你要吗？
要是问题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中国每年光花在公车的购买、养护费用就远远超过400亿人民币，因此别只是想着当年的那些黄金，现在的浪费更可怕。台湾十几年来投资在中国的资金，最保守到最乐观的估计在200多亿到2000多亿美元，而中国大陆每年也替台湾贡献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两岸的经济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如果以400亿人民币就能解决现今的两岸关系，我想台湾人民会相当乐意，轻轻松松就能应付，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当年的2.5亿美元对台湾初期经济建设影响并不大，真正形成台湾战后主要资金是另外两个来源：
一是国民党在战后共计接收日本所留资产，共计接收日本资产为14.8亿美元。
二为美援，自1951到1965为止美国共给予台湾15亿美元之援助，另外还提供台湾大量过剩农产品，其价值约为4亿美元，总计美援部分为19亿美元，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折合1951年的9.7亿美元。
总计以上三项，战后台湾资金共计27亿美元中，来自中国的外汇与黄金占9.3%，而接收日本殖民政府掠夺自台湾人民的部分则有54.8%，美援则为35.9%。另外国民党1950年到台湾时，也带来高达5亿多美元的债务，由中国带来的2.5亿尚不足以偿还其半数。
二次世界大战终战之初，台湾人口仅600多万，但从1946到1952年的7年间，台湾共增加了200多万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万人最多）。这些突然涌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线生产线上的人口，因此，台湾一时要承受的经济压力是不言可喻的，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湾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1949年6月台湾的物价指数，已是“光复”之初的 7000多倍。令人难以忘怀的“四万元换一元”的新台币发行，也在此时开始。台湾此时要承受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又岂是区区70吨黄金所能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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