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是怎样铸成的？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7 08:03:34

[按]：自我在新浪开博以来，不断有网友给我发来邮件或帖子，向我申诉他们的冤情。感谢这些网友对我的信任！但是，由于我对这些邮件或帖子中所反映的案情无法核实，因此也无法明确表态。但我支持这些网友的正义诉求。这些邮件和帖子我都尽量作为资料保存，虽然我可能不能直接为你伸张正义，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司法制度的完善、减少冤案！
1980年，舒婷写过一首诗，我记忆犹新，特摘来写在此处，与朋友们共勉。
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
这些年来，我国的冤案一直不断，自2005年佘祥林、聂树斌、李久明等重大冤案曝光以来，每年都有10起以上的冤案被媒体披露。进入2009年以来，仅1月份，就有两起冤案被媒体披露。这两起冤案虽然没有像佘祥林等案件那样引起全国震惊，但是从这两起冤案所形成的过程来看，其所暴露出的司法问题却与2005年的佘祥林、聂树斌、李久明等冤案如出一辙。这说明尽管2005年佘祥林、聂树斌、李久明等冤案曾经震惊全国，并一度引起一系列的司法制度和法制理念的改革，但是却并没有在实际中对防止和纠正冤案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2005年以来，每年都有冤案曝光，我们每年也都在讨论这些冤案，但是我们每年都在重复同一个话题，探讨同样的课题、讨论相同的内容，从形式到内容，从问题到观点，从理论到实践，几乎已再没有什么新意，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冤案照常发生。因此我们又不得不不厌其烦地依然重复着这个老话题。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2009年1月份曝光的这两起冤案的基本案情。
1、张绍友案
1999年12月3日清晨，张绍友起床后发现，与他同住一个院子的侄女张琳不见了。张琳的外衣还在屋里，但她平常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却找不到了。
张琳是村里的医生，经常出诊，但她从没有彻夜不归。张家人整整找了一个月，最后在离张家约500米远的一口机井里发现了尸体。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除张琳诊所抽屉中丢失了300元现金外，其卧室和诊所的门窗都完好无损。警方认定：这是一起故意杀人强奸案。
警方经过调查，先后有两人被认为有重大嫌疑，但其中一个被排除了，另一个嫌疑人胡小刚在事发当晚曾来张琳的诊所看病，但也因有证人证明其很快就离开而被排除。就在警方陷入困境之时，一个在张家现场勘查的民警无意中发现，张琳的叔叔张绍友站在窗外“偷听”。于是，2000年1月19日下午，张绍友这个老单身汉被河南省沈丘县警方带走。
据张绍友的侄子、被害人张琳的弟弟张志明讲，张绍友被警方带走后，他曾赶到县公安局。他说：“我看见小叔戴着手铐歪在墙角，脸上有明显的青紫痕迹”。一个民警告诉他，这个案子就是他叔叔干的。张志明很吃惊，马上向歪在墙角的叔叔问了一句：“小叔，这事真是你干的？”张绍友苦着脸说：“不是我干的，是他们打我……”话没说完，即被民警制止了，叔侄俩也当即被隔开。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张绍友一直被关押。他多次“供述”了“奸杀侄女”的事实和“作案过程”。
2002年12月24日，周口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张绍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11月20日，河南省高级法院二审此案。审理时，发现此案有一个悬疑，即张琳随身携带的那串钥匙，始终下落不明，张绍友也始终无法交代出钥匙的去处。基于此项悬疑，河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撤销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维持强奸罪名，将张绍友改判死缓。
服刑期间，张绍友不断申诉。但始终没有下文。
2008年3月10日，张绍友的侄子张志明突然接到一个从新疆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我知道是谁杀了你姐姐，他叫胡小刚，现在新疆开麻将馆……”。张志明把通话内容录制下来，直接向河南省公安厅报了警。2008年4月23日，河南省警方火速赶到新疆，将真正的凶手胡小刚抓获，自此，此案真相大白，2008年5月22日，张绍友取保候审出狱。
——参见2009年1月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2、匡增武案
匡增武，湖南祁东县太和堂镇黄泥桥村人。2002年，他26岁。当年3月31日晚上，他因嫂子涉嫌超生的问题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被当地派出所拘留，一直到4月9日才从拘留所回家。
2002年8月25日，他被祁东县步云桥镇派出所民警抓捕，说他参与一起打架事件。随后他家所在地的太和堂镇派出所民警也来提审他，说他涉及一起抢劫案。当地警方说，2002年4月10日晚，两名运煤车车主的货款、手机等被抢。警方抓获了几名嫌疑人，这些人供出的“匪首”是“缺牙巴”，而匡增武的外号就叫“缺牙巴”。
匡增武说，自己遭到办案民警的“特殊照顾”，就稀里糊涂地在材料上签了字。
匡增武的父亲匡代耘不相信儿子会抢劫，他自己去找受害者调查发现，受害者报案的时间是4月7日，而儿子这时还在拘留所。匡代耘还发现，庭审时另三名被告有两人都称不认识匡增武。但两审法院还是判决他构成抢劫罪(6年有期徒刑)和寻衅滋事罪(6个月有期徒刑)。匡代耘开始了申诉路。2005年11月，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到祁东视察，祁东县公安局长向三级人大代表汇报了此案，共三个要点：一是抢劫案确实发生，二是发案时间确实为2002年4月7日，三是匡增武在此阶段不具备作案时间，建议法院再审。对此案他表示道歉。对于发案时间弄错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派出所将原始报案材料弄丢了，凭记忆认为是4月10日，而被害人因为事隔几个月，也没有注意到时间的差错问题。
当时的衡阳中级法院负责人也在场，竟然当场批评祁东公安局长不该承认此案是错误的。
2005年11月27日，衡阳市人大正式将此案向衡阳市公、检、法三个单位交办。可纠错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直到2006年12月，在衡阳市人大会议上，衡阳市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第一次没有被通过，而衡山代表团又提出了要尽快纠正匡增武案的议案。在这种情况下，纠错程序才真正启动。
但直至2008年11月27日，祁东县法院才做出再审判决，认定匡增武被指控的抢劫罪名不成立，判决他犯寻衅滋事罪，执行6个月有期徒刑。匡增武不满意，提起上诉，因为再审判决书说“本次抢劫案的发案时间究竟是2002年4月7日还是10日，事实不清”。
——根据中国青年报1月8日的报道和海峡都市报社的文章整理而成
这两起冤案与2005年的佘祥林等冤案一样，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上普遍存在的如下几个问题：
一、口供主义阴魂未散，被告人的口供仍然是司法机关据以判案的核心证据。
二、诉讼结构失衡，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不被重视。
三、二审程序形同虚设。
四、疑罪从无原则得不到贯彻。
五、申诉制度缺乏法定的程序性保障。
下面，我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分别具体分述如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