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两岸中国人纪念抗战胜利，台独则公开纪念日本“终战”、怀念皇民化。岩里正男（李登辉）说70年前台湾人是在为“祖国”日本作战，并感谢日本将他那位志愿参加日本海军而当了炮灰的兄长入祀靖国神社。民进党蔡英文说：这是李登辉“个人的历史经验”，主张我们要“珍惜现在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要包容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诠释。
这是台独的一贯伎俩：先将“自由主义”吹捧成普世价值，然后再把它矮化、窄化成“多元”、“包容”等程序性的价值，再把这样的程序价值绝对化，成为“价值相对主义”（“关于事实或价值的任何主张都无是非对错之分”），但这就从公共议题场域中抽掉了“讲理”的必要性。于是，台独便可以以“多元”、“包容”为借口，先强迫他人容忍他们硬拗胡扯的主张，再藉着绿媒的民粹炒作造成声势，压倒其他立场、主张，最后封杀任何对其台独立场进行理性讨论的可能性。简言之，台独正借着“自由主义”的伪装，靠着语言和文字的暴力，打造“台湾主体意识”的一言堂。
回想1980年代，台独主张“台独有言论自由”；如今，台独几乎成为“唯一享有自由的言论”；现在，岩里正男的“个人的历史经验”也是言论自由，但等到蔡英文当总统几年后，恐怕抗战老兵的历史经验就不会再享有任何言论自由。其实，在真正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台独的这种操做手法根本是违反自由主义的。
张佛泉在其名著《自由与人权》中，对于“在自由制度下的权利限度”问题，引用美国哲学家裴瑞（Ralph B. Perry）的主张：“每一自由，只受其存在的道理之限制。”（“Every liberty is limited by its justifying principle.”）张佛泉解释道：“一人为着什么道理需要某项自由，即应以此道理为准，而不应违背之。”否则即为自由之滥用。
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在于知识增长和追求真理。所以，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言论自由，是以真理真相、公是公非的存在为前提。为了使公共议题能够在自由讨论中逼近真理真相、公是公非，于是才要保障言论自由。换言之，言论自由──以及因保障言论自由必然造成的言论“多元”──只是程序性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社会内部讲理、纠错的可能，最终是要达到其目的价值：“逼近真理真相、公是公非”。
因此，如果人们假借“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来霸凌异己，摧毁理性思考、讲理讨论的机会和风气，这就已经违反了言论自由的本旨。明乎此理，我们便知道：当台独派用“言论自由”强推其硬拗、专断的立场和主张时，根本就是滥用言论自由；当台独派用“多元”、“包容”为借口回避对某种硬拗、专断的言论评断其是非对错时，他们也回避了附随于言论自由的讲理责任。所以，李登辉的媚日言论是滥用了言论自由；蔡英文不对李登辉的媚日言论表态，是回避了讲理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舆论越“自由”，公共议题越不能讲理解决。结果社会越来越分裂，最后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困局，不再有人相信真理真相、公是公非的存在，一切靠声势取胜。所有这一切乱象的乱源，就是因为台独假借“自由”，推行其不由分说的“教条”。
但是，现在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扭曲、滥用，已经藉由台独教改，灌输进所有年轻学子脑中。台独教改将自由社会的“多元”现象（不再是真理真相、公是公非）视为终极价值，再用历史教科书（以自然地理单位硬性切割人文叙事脉络的“台湾岛史”）毁掉学生理性思考群体社会现象及道德价值的能力。在这样的教改下成长的年轻人，很难不成为价值相对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人类社会还能有真理真相、公是公非，于是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奉为圭臬。他们不知道言论自由受其本旨所限，不能用来作为党同伐异的武器。于是，从去年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到今年占领教育部的反课纲微调学运，我们看到了大陆文革时期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作风重现在“去中国化”后的台湾。
蔡英文说“台湾好不容易才有现在的民主社会和机制”，她希望“下个世代可享有完整且自由的选择权，这才是社会在这个阶段共同的使命跟目标”。如果我们了解了她和她的台独同志是如何齐心合力摧毁台湾社会最后一丝一毫自由的可能性，就会对她这样的漫天大谎感到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