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间问题的猜测，希望前辈指点谢谢！（我没学过量子理论）

显示全部楼层 · 2006-12-29 18:17:41

其实运动的物体永远不可能到达目的地我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有ac两点，中间是b，你在a，你的目的地是c当你到达ab的一半时，突然发现你的目的地其实就是b所以你到达目的地了。可是你是如何到达b的呢？于是又往回推，得到的结论是“你不动就到达目的地了”，因为在你不动时目的地就是原地。可能有人会说我违心，不过在自然界本身就没有“目的地”这个概念，这是人类的概念，所以所谓的到达目的地本身就不是一个物理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所谓的物理问题，其实是离不开哲学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千问 · 2006-12-29 18:17:41

物理学》承认物质是世界的基础，自然界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没有任何一段时间里没有运动。这个结论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关于运动的学说是《物理学》的精华，是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哲学的一大贡献。他根据各种运动形式有质的不同，第一次将运动分为：(一)实体的变化：产生和灭亡，和(二)非实体的变化：①性质上的变化，②数量上的变化——增加和减少，③空间方面的变化。他还明确指出：空间方面的变化即位置的变动是运动的基本形式。《物理学》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论述是对自然哲学的另一巨大贡献。这个问题那时还刚由德谟克利特提出不久，还没有得到任何讨论。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全面深入地论证了这个问题。他首先指出时间、空间和运动的不可分割性，运动是时间、空间的本质，运动在时间、空间中进行；运动是永恒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可分的，虽然他不承认空间在延伸上的无限。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在两千多年间都是先进的。后来牛顿提出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有点“绝对空间”的意思，但他的“时间”概念不是“绝对时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不能说是对亚里士多德时空学说的否定，倒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时空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相对论揭示了：对于不同的参照系，空间的度量和时间的节奏是不同的，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加时间过程变慢空间发生“弯曲”。这可以说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证明了空间和时间对运动着的物质的依赖性。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学说是《物理学》的主要部分，《物理学》第三章到第八章都是讨论运动，所以把《物理学》叫做运动论也无不可。我们认为关于运动的学说是《物理学》的灵魂。我们说这本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充满自发辩证法的猜测，也就是着眼于它的运动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全部都是正确的，其中涉及的不少自然科学观念就和《天论》之类著作中的结论一样已经过时。例如，他认为物体都有趋向其“自然处所”的特性，以及，物体的运动或静止、运动速度的大小都决定于外力的推动等等。《物理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唯心主义的四因说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创立了四个原因或曰四个本原的学说，即用物质(质料)、形式、目的和动力(推动者)这四个原因来解释自然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讲学是先讲《物理学》后讲《形而上学》的，所以四因说不是在《形而上学》而是在《物理学》中首先提出的。)根据四因说，自然物由物质和形式组成，形式和物质是可以分离的，于是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形式，事物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物的运动和变化就是物质的形式化。而推动物质形式化的动力也不在物质内部而是外来的，整个宇宙也是在一个来自自然界以外的非物质的第一推动者推动下合目的地运动着。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然而是唯心主义的宇宙图卷。首先，作为宇宙运动根源的第一推动者，亚里士多德说是一个非物质的、自身不运动的、神圣的、处在天球最高处的非自然界的东西，当然就是神了。用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宇宙精神。这个第一推动力的问题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人们写了无数论文的题目。从神学家到科学家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从托马斯·阿奎那起基督教神学就一直利用这个第一推动力的学说论证上帝的存在。伟大科学家牛顿在自己的学说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时也求助于这个第一推动力，并相信一个“非常精通力学和几何学的”上帝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唯心主义性质其次表现在目的论上。他认为自然活动就象工程师建造房屋一样是有目的的。燕子做窝、蜘蛛结网、植物长叶子、根部往下长都有目的。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否认自然活动具有目的。目的论不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的，但经过他在《物理学》中论证之后成了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生物学家相信目的论。至于基督教神学家更是一向乐于利用它来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辩护，宣传人世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一样都是上帝按自己目的安排好的，应当永世长存。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就是这样一个复合的体系。它一方面承认世界的基础是物质，自然界是在永恒运动着的，但对运动的根源(动力)的解释却是唯心主义的。《物理学》在体系上的这种矛盾情况在后来两千多年间对西方思想，特别是对自然科学观念曾经发挥过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