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什么老是和梁惠王过不去呢？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2-1 09:13:14

这是孟子以话语引发的道理论述。很显然，这是为了梁惠王更好的治理国家啊！如果他是讨厌梁惠王，就像您说的那样他可以一走了之。他正是热爱国君，才能为国君举例明理啊！从来谏言需要技巧，拿平时微小的事情说大道理，才是高明之处。也正是梁惠王能够接受这种劝诫方式，孟子才这么说的呀！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您！谢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千问 · 2007-2-1 09:13:14

这与孟子思想有冲突，觉得梁惠王不对

千问 · 2007-2-1 09:13:14

是让梁惠王好好的治理国家！

千问 · 2007-2-1 09:13:14

孟子见梁惠王。注曰：孟子，战国鲁人也。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太史公尝言：“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梁惠王，乃战国魏侯罃也。都大梁，谥称“惠”。太史公云：“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此章乃《孟子》一书之开端，为全书之纲领也。孟子发孔子之言，述先圣王之道，亦皆在此章得以初见。朱子谓此章“拔本塞源而救其敝，此圣贤之心也，”是言不虚。孔子言“仁”，其意唯述先圣王；孟子开篇便以“仁义”相称，亦孟子之世使之然也。王道不存而霸者兴，而霸者惟可以霸而治之，故秦皇者出而天下一统，而其不可久者，乃霸道之势不可久也。孟子之言，虽为当世之迂阔，而可为今世之人所用，亦如宋张子厚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注曰：惠王见孟子，直言“利”之与否，乃其欲闻何可自守，何将霸也。战国之世，相与征伐，今日之王或为明日他人之囚。故惠王之言，亦以诚言对孟子也。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曰：孟子乃孔子嫡孙子思之门人，或为其二三子，其学尤善《诗》、《书》。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又曰：“里仁为美。”又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又曰：“质直而好义。”孔子未尝以“仁义”并称，而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实乃言孔子之所未言也。孔子言仁重于内；言义重于外，而孟子合称“仁义”，乃使“仁义”为一：主于内则称之仁，主于外则称之义。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曰：王、大夫、士庶人，皆一国之国人也。国人皆相以利为事，其有不均必为争讼，甚或征伐。《序卦》亦曰：“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饮食者，外利也。外利不足而相争，讼之所由来也。而受之以师者，乃其相征伐也。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注曰：能弑万乘国之君者，必为千乘之家臣也；能弑千乘国之君者，必为百乘之家臣也。所谓乘者，乃军车之数，四马为一乘也。朱子注此句言：“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战国之世，天下相与征伐，纯行仁者，虽其意善，恐未可也，世之使然也。儒家乐国安邦可也，于国乱时，未可也。己虽不欲有取于天下他国，天下之他国亦欲有取于我。苟安可也？吾未知也。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注曰：餍，足也。此句之意谓人如先利而后义，当不夺而不可以足。如人将先义而后利，亦未可足也。利、义本不二，又怎来先后之称。义利有大小而无先后，夫大利者，乃谓不以己利为利而以天下之利为利者也，是以大义在此大利中也，反之亦然。而其小利则有彼此你我之分，此言甚小，当不为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注曰：仁其亲，由内而外，尊之道也。义其君，由外而内，敬之道也。事皆能仁，何不仁其亲？事皆能义，何不义其君？此仁义为一体也，因有内外而内外之也。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能成此大仁大义者，可谓之人也，不能，则否之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曰：义利本不二，故曰大义犹言大利也。如惠王能曰大仁大义，其利者，必在其中也。从司马迁看孟子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由此可知，司马迁对于儒学是推崇的，对于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最好的儒家继承者是肯定的，对于孟子的绝小利，重大义的思想是认同的。在《孟子》开篇孟子序言中韩子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由此可知，孟子确实是儒家的最优继承者。《孟子》的思想核心是性善论。他认为人都有天赋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这些正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因为具有了以上这些“心”，也才能够懂得仁，义，礼，智。而这些也就是孟子在后来所广为流传的仁政学说和修养学说。孟子强调，天赋的善性是人所共有的，在这点上，尧、舜与人是相同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只要人自觉努力，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所以，自我自觉地修养也就极为重要。孟子同样也认为，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而事天的途径就是修养心性，以此为依据，就将“天”落实到人的心性上来。这样对于天，也就不必去祈祷、不必去占卜，更不必去外求。这是孟子对于人性的认识，同样也是他对于应当如何治国，如何治天下的“仁政”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很明晰的看到，孟子对于“修养身性”是何等的看重。作为董仲舒的学生的司马迁想必对此也是非常了解的。那么，司马迁对于修身养性，心性的养成当然也是十分看重的了。再看孟子这种思想施行的结果如何呢？司马迁以极其简略的笔墨告诉了我们答案：“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的“仁政”学说对于这些君王而言只是不切实际的虚妄之言而已。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不是民众，而是他们的王权。孟子的游说未有成效，而不得不“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留下他的只言片语。司马迁在《孟荀列传》中只是以简略的笔触概括了孟子的一生。对于，孟子的仁政思想也只是用“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一笔带过。除去这些直接讲述孟子的文字之外，司马迁使用了较多的笔墨讲述了驺衍以及其他在当时得意之人的荣誉史。难道，在司马迁的眼中孟子真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善于诓言的人吗？司马迁说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而后又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说明，他对于驺衍的行事方式，言论并不是那么的赞同。而后，又将驺衍的“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与孔子的“菜色陈、蔡” 孟子的“困于齐、梁”相较而得出“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的结论。将驺衍，邹忌，淳于髡等人归为阿世苟合的行列。而将孔孟归为非阿逢世俗之人。并为孟子困于齐、梁，仲尼菜色陈、蔡做出了解释。不是孔孟不能得到与驺衍，驺忌等人相同的待遇，而是他们不屑于得到而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说得就是如此。那么孟子又为什么甘愿困于齐、梁而不愿稍稍苟合于世呢？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曾经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即说明了他认为“义”是比死亡还重要的事情，而“不义”则是比死亡还宁他觉得厌恶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会遇到怎样的困苦他也不会逃避，遇到怎样的不如意他都不会舍弃他的“义” 。而他的“义”也就是他的本性。孟子曾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后说：“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说明，这种“义”不仅仅是贤人才有的，其实是人人都有的，只是贤人能不丧失他，不丢弃他罢了，那么也就是说，人只要保有了这种“本性”，那么也都可以成为贤人先哲。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困于齐、梁而不愿苟合的原因之所在了。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西汉的时候李陵因为率兵攻打匈奴，其间出现叛徒而失败被俘被汉武帝所恨，司马迁因为仗义直言，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认为是“诬罔主上”而处以了宫刑。其实，那个时候作为既不是重臣与李陵也没有深交甚至连一杯酒都没有喝过的司马迁要说有什么诬罔主上的动机的话，那么最多也只是因为知道事情的真相，相信李陵的为人，不愿意阿谀奉承，媚上欺主而已。当时所有的权臣全都只为自保，隐没不语，没有人敢说一句真心话，一句正义的话因而使得李陵被冤，司马迁受辱。难道，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就不知道这些吗？就是因为他为太史令反而更清楚这些阿谀奉迎之事，所以他才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眼见忠义之士被诬而亡，却无动于衷。司马迁的“本性”让他站了出来，让他在全朝无一人敢为李陵申冤的朝廷之上为李陵进行了解释，当然会有人说，难道他是傻子吗？这么不会察言观色，很可能会招杀身之祸的。这就是孟子所言的“舍生取义”，即使知道会有怎样的灾难也无法漠视自己内心的“本性”的召唤。作为董仲舒门下的司马迁想必对于孟子的“舍生取义”是相当了解的了。因此，在为其作传之时以一句“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说出自己的心声。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司马迁作传写孟子，并非只为写孟子，他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将与孟子同时代的人用精妙的笔触一一列于纸上，将他们与孟子放在一起，让读者自然的理解为什么孟子生不能得其志，而自己又为什么忍辱负重，苟活于世。舍生取义，不仅只是孟子的行为准则，同样也是司马迁的立世之准则；“绝小利，重大义”也不仅仅只是有孟子才能继承，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同样也可以。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经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这不仅是孟子的人生写照，也是作为同孟子一样的司马迁的人生写照。

千问 · 2007-2-1 09:13:14

这个人家是同人女~哦呵呵啥米，你不知道同人女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