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大自然(二)陶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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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11 | 回复0 | 2021-12-14 07:53: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简单的将诗人思想精神划归为任何一门或者几门,都只会是管中窥豹。如果仅从《归田园居》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判定陶渊明是一位隐世避世者,是完全的误解。现代中国有10亿人口在农村,要么通过应试考学出来做官,要么进城打工——这就叫“入世”吗?要么就回家种田——这就叫作“出世”而隐居,而成为一个隐者吗?如果还是按封建士人的思维模式来解读“归隐”的含义,显然是荒谬的。千百年来的文人们都误解了陶渊明,陶渊明回归田园,不是隐,更不是逃避,而是全身心的回归田园生活。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换一种活法,并真诚的生活着。陶渊明回到田园,不是为了隐居避世,而是真心喜欢和热爱这种个性自由的田园生活。
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可见陶渊明并非是如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的避世者,他是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并且想有一番作为的入世者。可惜诗人生逢门阀时代,社会政治的经营是为了解决士族大家与门阀势力的矛盾,晋代魏、桓玄篡晋、刘裕以宋代桓玄,门阀之间的政治斗争以权力更替为目的,一位想济世苍生的有良知的人,参与政治,就必然成为政治斗争派系的助纣为虐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根本无法现实陶渊明的关注民生,为民做实事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屡次做官,又屡次辞官的原因,因此,陶渊明的回归田园生活,并非是老庄式的无为思想所导致。
更可贵的是,在儒家的观点来看,陶渊明部分作品反映了“大逆不道”的危险思想。在《桃花源记》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表达了陶渊明的理想田园社会里,只有人情美、风物美,没有“王税”,没有税收就没有君臣,所以,陶渊明田园诗具有反儒家的观念存在,儒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中的完美理想社会是只有父子,没有君臣。这包含了他对辛勤劳动者的同情。
在广义的田园诗派中,其中包括反映农事劳作的题材,如范成大诗作:
采菱辛苦废犁锄,
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
近来湖面亦收租。《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节选
诗中反映农作艰苦,对劳动人民困苦的同情。近代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田园诗缺乏反映农村穷苦和同情的内容,认为陶渊明对社会黑暗视而不见,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的逃避。这也是对他的误解。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杂诗》之八节选
又如: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
陶渊明明确表示出“代耕本非望”,出来为官食禄,以寄食于下层劳动者的血汗之上,并不是他的期望。那个时代,为争夺权力,充实门阀的财力,加重向农户的压榨。而陶渊明为了躲避上层督税官的到来,陶渊明找个借口最后一次辞官而去,这里是他对农户最深切的悲悯与同情。陶渊明归耕是真切地参与劳作,贫穷、饥饿、冬寒夏燥,一一切身体验。诗人饥饿如焚,却还是“叩门拙言辞”,推己及人,他能够切身体会到,邻居也很贫穷,很困难。而诗人的感恩之心,却只能“冥报以相贻”。这是多么困苦而窘迫的生活?
陶渊明的同情是高于那些旁观者对苦难者的同情,因为,陶渊明自身就是辛苦劳作的参与者,更能够深刻体会到下层生活的艰辛。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既不是所谓的“无为”政治解决方案,更不是一种社会责任的逃避;更没有道家为了长生久视,而极力保全自身的生命态度。如: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夜独饮》节选
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
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节选
陶渊明明确表达了自然界的生命,包括人自身,都会终归走向死亡。世上仙人在哪里呢?托一只鸟给王母带言,表达诗人并不想成仙,就给我点酒,并让我稍稍长寿一点吧。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真诚而不虚妄的需求,没有成仙成神的妄想,从内心而言,陶渊明是不相信“神仙”的,也是怀疑所谓的“神圣”存在的。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表现的人道精神,冲破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并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着自然。陶渊明田园诗所呈现的思想内核,呈现了人道精神关于“人属于自然”的一方面,却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超越了文艺复兴人道精神关于“人支配自然”的观念。在陶渊明看来,个性自由是快乐的,但不建立在凌驾自然之上,去支配自然。当代世界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正是基于人类不能向自然界无休止的摄取,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平等相待。如果西方人道精神将个性尊重从“神性”中解放出来,那么,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陶渊明的人道精神不仅解放了“个性”,也同时解放了“自然”,在陶渊明的哪里,“自然”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产出,更是一种和谐美的产出。
在社会理想上,他并非儒家政治思想坚持者;在生活理想上,完全否定玄学家的“矫情”作态,而是真诚地拥抱生活;在生命理想上,也反对道家保全自己的虚妄追求,对于生命,他需要真实地对待,而不心存幻想。魏晋时期的个性觉醒,到了陶渊明这里,就已经臻于人性的觉醒,这不是士人觉醒的个人精神,而是既尊重人性又尊重自然。在建安时期,崇尚个性慷慨的“风骨”;在陶渊明处,复归为生活本身的“真淳”。陶诗反映出的任自然,并不同于哲学范畴的自然主义,并非汉代王允和宋代张载所提出的用自然原因或属性来解释社会或人性哲学现象。陶诗并不想用自然景观解释哲学观念;也不同于欧美自然主义文学观,刻画形象采用“照相式”手法。最早写田园诗的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在他的田园诗歌中存在自然主义倾向,更多的是反映爱情,他对大自然的赞美是当时厌恶城市生活的反映,却让后世田园题材诗歌逐步走向贵族化倾向。与古希腊不同,南北朝的中国还处“重农抑商”时期,并没有城邦制活跃的商业化城市。所以陶渊明田园诗,既不是逃避城市生活,也不是自然主义的描写田园风光,更没有涉及爱情而伤怀悼月。他拥抱大自然,不是为了占有,也不是为了征服。只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等与和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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