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楹联和戒石咋挡不住官员腐败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18 01:48:59

山西平遥古城古县衙遗址二堂前廉政楹联（图片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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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楹联和戒石咋挡不住官员腐败
中国历代王朝从不缺乏对官员的廉政教育，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反映历史上帝王及各级官员清正廉洁的事迹和他们的思想言论俯拾皆是。同时，历代统治者又在各级官府衙门设置了警示官员廉洁奉公的楹联和戒石，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府衙署文化。
几年前，到山西平遥古城游览，在参观国内惟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县衙时，欣喜地发现古县衙中至今完好保存着的一些警示官员廉洁奉公的楹联，极具参考价值。如县署衙门口楹联上书：“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世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如正北仪门两柱楹联上书：“门外四时春和风甘雨，案内三尺法烈日严霜。”大堂建暖阁匾额上的一幅长联，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廉政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再如，二堂宅门楹联是：“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钱粮库粮厅楹联是：“万事莫苛求祗要大家共守此法，一心惟清白期与斯民相见以天。”县衙花园花厅中堂楹联是：“鱼因贪饵遭钩系，鸟为衔宏被网羁。”
细品平遥古城县衙里的廉政对联，颇具意味。一是观点鲜明，义正词严。这些楹联从“亲民清政”的执政理念出发，对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二是直白古朴，词简意赅。这些廉政对联，大多使用口语式的词句，琅琅上口，易为人朗读和理解，也便于记忆和流传。三是语重心长，入情入理。看看这些对联，倒也不是总板着脸在训诫，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语重心长的劝诫。
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古县衙里有否放置着一块“戒石”。据有关资料介绍，从宋太宗时起至清末，中国的各级官衙内都立着一块碑，碑名“戒石”，“戒石”上有字，就是“戒石铭”。本文摘自网络上的图片，乃今存江西省泰和县文物管理所的北宋黄庭坚所书《御制戒石铭》。原文竖写，一行三字：“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据清代光绪年间编著的《泰和县志》载：“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四句，令天下郡县皆刻石置公署之前，复以小亭，长吏坐则正对之。高宗绍兴二年六月，复颁庭坚所摹本于郡县，令长吏刻石置坐右。”宋太宗摘孟昶的四句出自孟昶的《官箴》。宋太祖、宋太宗“亲见五代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有鉴于此，在采取一系列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的措施同时，宋太宗又摘孟昶四句为《戒石铭》，颁布天下道行，以补其严法之不足。
然而，透过古县衙廉政楹联和戒石的表象，我们不无沉重地看到发生在官府中的腐败真相。
那年在平遥参观古县衙，从高悬着著名廉政楹联的大堂往后一走，疑问便出来了。大堂之后便是二堂，二堂是知县的日常办公场所，一般民事案件在此审理。二堂自成院落，并同内宅等连在一起，两旁还有看门皂吏的住所，古称之为“门子房”。外人有事求见县太爷，须由门子通禀。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给门子小费，此即为“走门子”一词来源。门子虽然年俸银仅六两银子，但在县衙也算一个肥缺活儿。看到二堂宅门上悬挂着的“天理国法人情”匾额，想着贿赂都在冠冕堂皇的警示标语下进行的这个古今难解问题，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再说“戒石铭”，善良的人们怎会想到，写“戒石铭”之人就是一个贪婪的昏君！孟昶为五代时后蜀第二代国君，在位三十年“务奢侈以自娱，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他广征蜀地美女以充后宫，妃嫔之外另有十二等级。他怕热，便建筑水晶宫殿为避暑之地，以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尽用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内外通明，毫无隔阂，还将后宫中明月珠移来，夜间也光明透澈。如此一个淫逸奢侈的昏君，却要下官爱惜民膏民脂，颇有讽刺意味。

今存江西省泰和县的北宋黄庭坚所书《御制戒石铭》

平遥古县衙大门口对联：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世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

平遥古县衙大堂长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平遥古县衙二堂大门对联：与百姓有缘才来到此，期寸心无愧不负斯民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明白以民众为本，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才能强盛。开明的君主对官员勒索民众、侵蚀国帑的行为均采取了惩治防范措施，其中也包括了廉政教育。以清朝为例，最高统治着就是将“端己率属”作为对官员的要求。历代皇帝都清醒地看到“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清”的道理，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统治者及政府大员的品行、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反贪立法的同时，也强调官员的人品政德培养和警示教育。
如承继上朝之法，在各级官衙内都立一块“戒石”，让官员时刻记住“戒石铭”。“尔禄尔俸，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够明确了，官员必须牢记自己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必须对百姓负责，正确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如承继上朝之法，在各地县衙树立廉政楹联，让官员时时处处接受警示训诫。进入古县衙二堂，抬头就能看见“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这是封建时代官吏的执政理念，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那么些楹联也以直白易懂的语句告诫为官者要摆正官与民的关系，正确对待民众，正确对待自己，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
但是，当时极为严猛的惩治手段都无法挡住官员的贪婪，这些苍白无力的口号则更加靠不住。如县衙二堂抬头就见的“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仅仅是口号而已。“天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以口若悬河而论之，可以束之高阁而弃之，可以脚踏实地而践行之，具体如何对待全赖执政者一念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理常常是靠不住的。“国法”，即国家的制度法纪法令，古时的国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法，说不上具体规范，运用者空间很大。即便法律是一杆秤，可良心的定盘星打在什么地方才是关键。“人情”，人情者人之常情也，老百姓是人，当官的是人，罪犯也是人，至于当官的意思向什么人倾斜，只有天知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这六个字很少能够和谐地一起发挥作用。通常，“天理”是高擎的旗帜，“国法”是挥舞的招牌，“人情”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纵横历史，尽管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官吏侵贪问题十分重视，对官吏侵贪的防范和惩办措施至今可为当代人借鉴，但由于封建社会的性质所致，官员腐败这个毒瘤始终无法割除。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与官吏侵贪是一对孪生兄弟，封建官僚制度是“家天下”，于是贿赂成为以物质利益方式调节传统政治关系的一种手段。封建官僚制度又是重人治轻法治，不是公民社会，不可能有群体监督，而由上而下的体制内监督基本无效，“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这样，以廉政楹联和“戒石铭”来寄望于“上天难欺”，寄望于因果报应，寄望于“举头三尺有神明”，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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