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思考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18 01:49:27

内容提要：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在讨论中国哲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怀疑：既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又不能真正做到“以中释中”，中国哲学的研究遭受方法论困境；同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前辈相比，当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无法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也无法另辟蹊径，更无法超越他们，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哲学遭到西方哲学的“打击”，又身受中国思想史与经学的双重“腐蚀”，难以成为它自己；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使得中国哲学被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两面夹击，蚕食鲸吞。痛定思痛，“改造”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研究出超越前人、有别于他人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唯一的出路。
关键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西释中、以马释中、思想史、文史哲不分家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度引起人们的思考，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文字层面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似乎讨论的是中国哲学是否合法，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否合理。而讨论中国哲学是否合法、合理，其前提是“中国哲学”存在着。存在着的“中国哲学”只要不被定性为所谓“邪教”，它的存在应该就是合法的、合理的。这么看，就没有必要讨论之。可是，从参与讨论者的各种观点、论述来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实际上是中国哲学是否存在问题，换言之，讨论的是有无中国哲学的问题。这么看，则有必要讨论之。因为，如果在事实的层面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哲学，那么，研究中国哲学也就没有学理上的依据，没有客观上的前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像许多别的问题的讨论一样，没有最终的明确的结果。认为有中国哲学的人依然研究中国哲学，认为没有中国哲学的人也没有从此放弃中国哲学，而是同认为有中国哲学的人一道，继续研究中国哲学。这种结局，是讨论时大家就预先知道的；这种结局，也使人感到讨论本身带有“游戏”的性质、喜剧的成份。我曾经想，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是不需要讨论、争执的，认为有中国哲学者继续研究其心目中的中国哲学，认为没有中国哲学者不再研究其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中国哲学，不就行了吗？既然彼此不能说服对方，就各行其是。现在想来，这讨论也许只是表面的东西，讨论的背后或许隐藏着许多难以言说或者不便言说的深层问题，特别是认为没有中国哲学的人还在研究中国哲学，更让我坚信这一点。
讨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以为隐藏的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内心的焦虑与痛苦，而焦虑与痛苦的背后则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自己身份、价值的怀疑。那么，为什么会有焦虑与痛苦？为什么对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身份、价值产生怀疑？
一
胡适、冯友兰等开创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他们开创中国哲学学科的方法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依据来研究中国哲学。这种方法在1949年以前应是主流。紧接其后且与其相对应的，则是郭沫若、范寿康、侯外庐等的“以马释中”，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坐标来研究中国哲学，并且，“以马释中”者，有的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固定为中国哲学，并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国“思想史”，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看作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1949年以后，“以西释中”受到抑制、批判，而且所受到的主要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批判，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批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马释中”的快速繁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由于受意识形态所左右，这种“以马释中”相对于1949年以前的“以马释中”实际上是一种退步，这种“以马释中”其后异化、变质为“以‘左’批中”。1978年以后，僵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以马释中”也即“以‘左’批中”被艰难否定，学术层面的“以马释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并与1949年以前的“以马释中”遥相呼应，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的研究成果代表着“以马释中”的最高水平。
由于相当一部分“以马释中”者的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情结，也由于相当一部分“以马释中”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总体上并不太高，更由于新一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崭露头角、港台新儒家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以马释中”的方法难以“独霸天下”，“以西释中”重新抬头并迅速崛起。新一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一方面西方哲学的水平总体上讲高于前辈，且这些人中有的以西方哲学为哲学的“正宗”；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情结较少，甚至有反对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的叛逆情绪。这些，使他们对“以马释中”保持一种警惕，进而有某种心理上的抵触，虽然这种警惕并非完全必要，这种抵触在很大程度上是矫枉过正。当他们越过“以马释中”式的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的“障碍”，面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胡适、冯友兰等的著作，面对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的著作时，会有一种久违的亲近感以及“回家”的感觉。他们继承胡适、冯友兰的道路，借鉴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所走过的路（也是“以西释中”），必然选择“以西释中”。但是，“以西释中”同“以马释中”一样，本质上讲都是以一种哲学解读另一种哲学，如果不能既精通中国哲学又精通西方哲学，而是仅仅精通其一，抑或虽然精通二者，却不能在质的层面自觉分辨二者的特质，其弊病也非常明显。毕竟，中国的“豆浆”和“馒头”是不同于西方的“牛奶”和“面包”的。况且，胡适、冯友兰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已将“以西释中”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新的“以西释中”者面对胡适、冯友兰等“高山”未必能跨越过去，就算能跨越过去，能比胡适、冯友兰等走得更远，也远不了多少。还有，同港台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相比，同西方汉学家相比，我们的“以西释中”的能力显然不如对方，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这道坎，我们更难跨越过去。于是，对“以西释中”的失望弥漫开来，有的学者便反过来以批评所谓“西方话语”的方式，批评“以西释中”。其实，西方哲学、西方话语本来没有要掺和中国哲学的意思，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将其“请”进来的，请其对中国哲学“指手画脚”的。要埋怨，也要埋怨中国哲学研究者自己，不能冤枉西方哲学、西方话语。
有的学者面对“以马释中”与“以西释中”的双重夹击，面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提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层面的“纯化”问题，主张研究中国哲学时不使用西方哲学的话语、词汇，只使用中国哲学中固有的概念、范畴。近期，有的学者将其提炼、发展为“以中释中”。“以中释中”就是以中国哲学为指针来研究中国哲学，用中国哲学“自家”的概念、范畴来表述中国哲学，用中国哲学“自家”的话语来言说中国哲学。其实，在西学未全面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以中释中”，比如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子学研究就是“以中释中”，只不过这里的“以中释中”是指以中国固有的学术为坐标来研究中国的学术。只是，没有西学的冲击，也不知西学为何物，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一直运用“以中释中”的方法做学问而没有也不必从理论的层面对此加以系统阐释，他们所迫切关心的更多的是“以中释中”的经验总结与心得体会。从宽泛的意义上，“以中释中”并不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独创，反而是我们自家的“传统”。如何“以中释中”？正如反对者所苛求的：提倡“以中释中”者在讨论“以中释中”时，就不那么“中”，就有“中”以外的东西，就不能做到“以中释中”，又怎么能够以此研究中国哲学呢？另外，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产生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相比，用“以中释中”的方法所研究出来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至今罕见，这是主张“以中释中”者难以回避的窘境。应该说，“以中释中”者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实质上讲，是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与“以马释中”所研究出来的“中国哲学”，认为这“中国哲学”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可是，“以中释中”一直停留在理论研讨阶段，未曾真正付诸实践，可能是难度太大，或者根本上没有可行性。这一切表明，真正地做到“以中释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不满意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又尚未在“以中释中”之中找到真正的出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的中国哲学研究陷入研究方法的困境。一方面，我们批评“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继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
二
对中国哲学研究中现有的研究方法的责备，说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十分重视方法，认为方法的错误、不当是中国哲学研究水平不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之一。研究方法真的像人们所认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吗？我看未必，不过，这已偏离了本文的主旨，在此姑且不论。把中国哲学研究水平不如人意归罪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可是，面对前辈用“以西释中”、“以马释中”所研究出来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又难以逾越。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冯契、任继愈等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高山上的山峰。虽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很多，在“体积”（字数）上很大，看起来齐全厚重，在质的层面却难以尽如人意。
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填补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某些空白，扩大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仔细分析，我们所填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某些空白是否真的就是空白呢？是否就填正确呢？也许并不是空白，前辈已有论述，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曾“精雕细刻”，未曾扩展充实，我们只不过是在前辈的“提醒”、“要求”下做了些更加细致的工作；也许还填错了，误导了后人，还要让后人耗费不应该耗费的宝贵精力来为我们纠错。我们所扩大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也许根本就不是中国哲学所应研究的范围，仅属于同中国哲学关系密切或有一些关系的领域，这种所谓扩大的最明显的负作用便是模糊、泯灭了中国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我。就算我们所填补的空白是真正的空白且填得非常正确，我们扩大的确实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这些，前人都没有涉猎过。仅仅凭这些，我们就超过了前人？真正的超过前人，是做了前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是做了前人料想不到的事，甚至是做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后人也做不到或想不到的事。前人能做到、能想到的事，只是囿于时间、精力、环境等主客观因素而没有做，只是觉得并不十分重要而没有做，只是为了集中力量做他们认为更基础、更根本、更有意义的事而有意无意放弃这些事而没有做，我们做了，并不足以超越前辈。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我们在内心深处是意识到我们尚没有爬上前人的肩膀而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至今，胡适、冯友兰等的中国哲学的论著还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的“必读书”，胡适、冯友兰等的中国哲学的论著比我们的著作畅销得多，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成果同前辈相比，难有质的飞跃，更难以超越、取代前辈的成果。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近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只能留下浅浅的印记和表面繁荣的“场面”。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进展中，我们所留下的这浅浅的印记不太可能被我们之后的后来者所重视，他们可以轻易地绕过我们、越过我们，甚而可以无视我们而直接接着胡适、冯友兰等的工作，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所制造的表面的繁荣的“场面”，可能只会让我们之后的后来者困惑、警醒，他们从我们身上能够吸取的大概多半是教训。这样，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可能不会有我们的显赫的位置，虽然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做得好一些，更好一些。另外，我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同我们的同行相比，创新性也不足。彼此雷同，似曾相识，是我们中许多人的研究成果的致命的缺点。研究同一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所创造出的研究成果大多大同小异，这并不是说后来的研究者有意抄袭了先前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果让后来的研究者先研究，让先前的研究者后研究，结果也是如此。
与前辈相比，我们不如前辈；与同辈相比，我们彼此相似。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实践中，我们没有独特的成果。因此，我们觉得没有“出路”。
三
西方哲学不是“独苗”，不是哲学的全部，不是一般的哲学，它与中国哲学一样，是特殊的哲学，是哲学之一种形态，但是，西方哲学很“强势”，很“优越”，别的哲学难以与其齐肩并立。就像美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不是世界的全部，它同伊拉克一样，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并且，从法律上讲，美国与伊拉克是平等的，然而，从实力上讲，美国在世界上无疑是最强大的，其他国家恐怕难以与之抗衡。在西方哲学面前，中国哲学虽然号称博大精深，还是摆脱不了弱小的地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审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特别瘦弱，瘦弱到可以被某些对中国哲学有偏见的学者看作不存在；以中国哲学为标准来审视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依然是强大的，强大到我们不敢说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差，强大到我们只敢说西方哲学是与中国哲学明显有别的另一种哲学。还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必须懂得西方哲学，否则，就被看作不懂哲学。就连我们这些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也被要求提高西学修养。可是，很多哲学家甚至是哲学大家，不懂并且轻视中国哲学。这让一些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有些底气不足。
哲学与思想、哲学史与思想史，从概念上讲是能够分清的，它们的区别显而易见，在西方，大概不会有这方面的争论的。问题是，具体到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关于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各自的涵义及彼此异同的讨论，曾经吸引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许多重量级人物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著名专家参加，专门的学术会议也举办过。从理论上讲，参加讨论者都能从学理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都能详加说明、论证，自圆其说，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达成共识；在实践中，有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依然没有分清它们。有些中国哲学研究者研究出来的论文、著作与中国思想史类的论文、著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没有丝毫差别，有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竟然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类的著作定名为思想史。当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界限模糊，而且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主动使其模糊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在不知不觉中有被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史所吞噬的危险。个别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因之宣称中国有“思想”而没有“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的学者总以为“哲学史”的范围比“思想史”的范围狭隘，纯粹的中国哲学研究“面”太窄，为了扩大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将中国哲学的研究扩展到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史化的风格。这种研究路径、研究风格有使中国哲学研究者逐渐离开哲学、离开中国哲学的倾向。再说，这种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史化的风格在郭沫若、侯外庐那里实际上就已出现，只不过郭沫若、侯外庐没有特别注意之，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风格也可称作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哲学化。从表面上看，“哲学史”的范围好象比“思想史”的范围狭隘，似乎中国哲学的范围比中国思想的范围、中国哲学史的范围比中国思想史的范围要“小”。其实不然。哲学史与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各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领域，彼此的范围、领域是不可以简单类比的。哲学史有哲学史的边界，思想史有思想史的边界，思想史的边界并不是人们所想当然的在哲学史的边界之外。从各自的边界来看，二者的研究范围都是有限的，不存在有限性大小的问题；从各自的内容来看，二者所要研究的问题都是无限的。如果我们抓住了无限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哲学要研究的内容永远也不能穷尽，我们就不会害怕无事可做，我们就不必要求助于思想史；如果我们不善于抓住问题，缺少应有的问题意识，我们就会觉得单纯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研究，我们就会求助于思想史这根救命稻草。况且，按照那些认为“哲学史”比“思想史”的范围“小”的人们的观点，“哲学”应比“思想”的范围“小”，哲学的研究就要扩展到思想的领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会有纯哲学的研究吗？
由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与经学关系密切，也由于以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经学有所忽视，有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进入经学领域从事经学研究，而把经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当作中国哲学方面的论著，这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在思想史化之外，又有经学化的倾向。经学化的结果是中国哲学本身被冷遇。我们知道，儒家哲学与经学虽有血肉联系，经学自身有其哲学的成份，了解、精通经学对于我们研究儒家哲学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经学有专门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水平远远地超过我们，借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应该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合理的选择，如果我们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经学领域，探求其中所涵蕴的哲学思想，也是可取的；如果我们以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探求的是经学自身的东西，未必有多少价值。因为研究经学自身的东西，我们比不过专门的经学研究者，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经学研究领域大概不能算是高水平的成果。此外，研究经学自身的东西，我们的身份事实上将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转变为经学研究者。这样，一方面，我们客观上离开了中国哲学；另一方面，我们主观上还以为自己是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的经学研究本身及研究成果对于新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很可能是“误导”。
面对西方哲学的强势地位，身受中国思想史与经学的双重“腐蚀”，中国哲学还是它自己吗？还能成为它自己吗？
四
有些“以马释中”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十分有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又有教科书化和僵化的现象，而当代中国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学者即使没有受过专门的哲学训练，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哲学，也能用“以马释中”的方法写出中国哲学方面的论著，而且，这些论文和著作与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论文和著作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思想史化和经学化，也使得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和经学研究者能够理直气壮地“侵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常见的情况是，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能够到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能够到高校的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等专业的从业人员能够轻松地转行，转到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名家不是专门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而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方面的专家。还有，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的学者所写的自以为属于中国哲学的文章，能够在哲学类的刊物发表，能够在综合性刊物的哲学栏目下发表。
中国哲学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文史哲不分家”。我想，这里的“文史哲不分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是说文学、历史和哲学“不分家”，而是特殊意义上的，特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不分家”，西方的文、史、哲大概是分家的。中国的文史哲真的“不分家”吗？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人可以轻易闯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能够“打入”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内部”吗？不说绝对不可能，肯定很难。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是很难进入专门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的，就算进入了，要想站住脚，要想在学术上被接纳，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好好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先“补课”；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很难转行，转到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领域很难“成名”，甚至很难被他们知道；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所写的文章，很难在文学类、史学类刊物发表。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看来，文、史、哲是“分家”的，所谓文史哲“不分家”，也许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面临文史专业的研究者的“入侵”所作的“自我安慰”。
我以为，“文史哲不分家”不应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这三种学问、三个学科“不分家”，更不应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历史、哲学这三种学问、三个学科“不分家”。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涵义等方面上讲，它们肯定是“分家”的。真正的“文史哲不分家”应该是指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会面对、使用某些共同的材料，某些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材料因其包含明显的哲学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可以被采用，相应的，某些中国哲学的材料因其包含一定的文学因素或有一定的历史史料价值，而在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研究中可以被使用。“文史哲不分家”要求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既要精通自己所研究的专业，又要兼通别的专业。除此之外，文史哲肯定是“分家”的。
面对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的“入侵”，我们无能为力，既不能“保护”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受侵犯，又不能大举反攻，“侵占”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在一厢情愿的“文史哲不分家”中，我们把握不到真正的中国哲学，反而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两面夹击、蚕食鲸吞。
五
中国有没有哲学？如果有，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这些问题不是仅靠讨论所能讨论清楚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
如果我们不再把我们的研究水平、研究成果的不理想，简单地归罪于现有的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的优劣的讨论，冷静地反省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自身所存在的缺憾，承认我们自己“素质”的不够、能力的不足，而不是在自己之外找寻原因；如果我们真的能痛下决心，首先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树立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信心，我想，我们会写出超越前人的东西，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史上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
如果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中国哲学的研究者研究出来的成果，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不能够完全理解，更不能够摹仿；如果我们的中国哲学的论著中既有“中国”，又有“哲学”，而不是有“中国”、无“哲学”或者有“哲学”、无“中国”，令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西方的哲学家从中领略到“哲学”的智慧与“中国”的魅力，我想，别说我们这些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不会怀疑中国无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西方的哲学家也不会怀疑中国无哲学。
因此，在我们痛苦、焦虑的时候，在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的时候，通过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暂时推卸我们的责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有伤痛，当然要治疗，虽然这“药”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再说，在没有试一试之前，谁又知道有效还是无效呢。在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后，我们不能还像以前那样走老路，不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依然写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否则，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不但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反而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当初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根本就不是为了寻找苦口的良药，而是为了寻找发泄的渠道、寻找暂时减缓伤痛的麻醉药。痛定思痛，振作起来，“改造”自己，不怨天，不尤人，恐怕是我们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