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从本学期起，被清华列入必修课，许多人批评、奚落甚至谩骂。赞成者说得很好，按照咱们现代中国人的习惯，为一件事儿列举许多宏大的理由和深远的意义。反对者的反对声音大约是“糟粕说”、“无用说”甚至是“误国说”，还有一些气急败坏的话，什么“统一思想说”、“培育犬儒说”。
我不理解：让学生们读一些古书，以必修的形式“强迫”他们读，也强迫老师尽心教授，有什么不可以？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如清华这样的高校，给文科生设立一个现在看来难点儿，其实将来未必难的课程，至少有实验意义嘛。往大里说是为了和清华曾经影响中国很多学人的“国学研究院”接上气儿。这些课程在过去的学生那儿，如果这么郑重其事地“强迫”必修，学生都害臊，会认为是受了侮辱，因为他们早就会背了。
根据我浅薄的了解，所谓国学，其实是个意会的概念，不必穷追，穷追就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因为追究它，本身就是国学的研究课题，要先掌握很多学问才有资格和本钱去追究。所谓意会中的国学，义理固然最重要，这也是强调国学学习重要的人士每每率先强调的，以此说明学习国学意义的重大、价值的重要。岂不知先强调这一点，就率先成了掰扯不清的事儿。我觉得，不用说得那么高深，让学生学一点经典的古文，培养一下系统扎实的古文阅读能力，这总可以吧？
中国的汉字汉语，历经数千年而表现出它超稳定的特质，成为书写最为简便节约的文字，据说联合国的文件，用汉字写出来的最简练，打印出来的文件最薄，要是用古文写出来就更薄了。汉语的优越，就在于从百年前上溯，中国人都是“书话不同文”的，即说是说，写是写，这样保持了书写汉语不与说话混同，掺和的人不多，不像现在这样，网络无门槛，谁都能掺和搅活。当然也有弊端，就是门槛对人的限制，另说。因为古汉语的超稳定，所以中国古文献的阅读需要一个前提：一个中国人，认识汉字，有一定的古汉语阅读能力，就能进入到古文献里去。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科，难道不应该培养这样一些将来能进入到古文献里去的学生吗？
再往浅薄和功利处说，读、背《四书》，不还能提高你的语文读写能力吗？拿我来说，就是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我读的古文不多，只能算认识字儿，所以就写不好。好在认识字儿，只能抄——先抄一段WWW.GUOXUE.COM（国学网络）上的文字《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会说汉语？》“今天，最好的汉学研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把汉学传统发扬光大也不在中国，而是在韩国；最好的汉史学家也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当代汉语缺乏顶尖的学问来提升，中国人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在退化。在国外，有3000万人学习汉语，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汉语言文字比赛中败给了留学生，参加三年前广东高考的1万考生在文言文翻译、10万考生在造句题上都得零分。当汉语踌躇满志地出门远行之时，我们是否打算让英语来替我们看守家门？”
如果作者说的是实情，你看汉语都成啥样儿了还不让咱自己的学生学？
再抄一段新闻“彭林教授就清华大学第一次将“四书”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原因谈到,首先是帮助同学们去认知儒家文化。现在大家往往是寻章摘句的,是局部、片面地去接触传统经典。而认知儒家文化,就要从“四书”入手。要让同学们踏踏实实、一字一句地学习原典。第二,同学们尤其是文史哲专业的同学,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献阅读能力,要求他们读懂经典。读不懂怎么办?要求我们借助古文的注释,我们提供给同学们的既有朱熹给“四书”做的注也有汉唐的注释,同时也有清朝的注释。经过这样较为系统的学习,同学们就会大体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第三,中国的学问可以用“修身治人”四个字概括。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养性。而“四书”里所提倡的“诚”、“敬”、“孝”等理念对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就是提升文化自觉。二十一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西方文化的博弈将会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这场博弈说到底就是中国的文化到底能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我们希望通过让同学们去了解掌握自己的经典而去了解和热爱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更希望让学生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光明日报》记者柳霞）
彭林教授说得都很清楚了，还不明白？不明白就往更简单里想：不就是让学生多读两本书嘛，开卷有益，别说什么糟粕不糟粕的，到了能熟练运用这种“二分法”的时候，学生自然就有能力不受糟粕的侵害了，再说到时候再看有没有糟粕，还另说呢。怕啥？
2008年9月2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