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汉唐哲学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18 01:49:46

汉唐是中国文化异彩纷呈的时期，但学界对汉唐哲学却素来评价不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汉唐哲学？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深度诠释中国哲学精神的成功尝试
----读《中国古典哲学略述》评介
中国哲学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却才不过近百年的历史。经过几代人呕心沥血的艰苦奋斗，“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求索的问题。如何面对“中国哲学”学科创制的过程中因为不得不依傍西方哲学而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框衡、裁剪中国哲学的状况，在挺立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上更为充分地突显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世纪之交的反思中，学界开始进步一深入地思考“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达文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以下简称《略述》）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该书立足于深厚的功底，以新颖的视角，对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与发展历程做出了颇具创意的梳理和把握，堪称是深度诠释中国哲学精神的成功尝试。
在研究视角上，《略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具有突显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明确的理论自觉。在对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道教、中国佛教的阐释中，作者不仅均落脚于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中突显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以及印度哲学的精神特质，而且对中国哲学得以产生、发展的独特的自然与社会基础做了揭示。这显然可以看做是对“以西释中”范式的主导下扭曲乃至肢解中国哲学精神这一重大偏失的反拨。二是以正面阐扬中国哲学的积极价值为主调。在对中国哲学的特质与局限保持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在“同情地了解”的基础上，作者着力于开掘和认肯中国哲学作为人类主流传统之一所内在蕴含的正面价值，并结合当代人类的存在境遇，对中国哲学在当代的积极意义包括普遍性意义做了有相当理论深度与理论说服力的阐释与显发。这又可以看做是对于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主要体现为“外在批判”之偏向的反拨。
正因为此，《略述》得以从一个方面突破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更为深入地理解、把握中国哲学精神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理论成就。这一点在《略述》对“汉唐精神”的新诠释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如所周知，汉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期。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如果说汉朝中国与当时的地中海地区还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话，从唐朝开始的一千年里，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与先进的国家。与此同时，汉唐时代也是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精神最为昂扬、振奋的时代。汉赋与唐诗中所体现出的恣意汪洋、深闳而肆的自由精神，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汉唐文化对于塑造古典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汉唐精神”的研究理当构成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对汉唐文化的时代精神注重不够，不仅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轻忽汉唐时代的问题，而且不少研究者还对“汉唐精神”做出了相当低的评价。如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劳思光教授就认为，自汉至唐末，中国文化精神的衰落与哲学思想的混乱可谓到了让人十分吃惊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哲学的一大劫难。由此就在汉唐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繁荣状况与对“汉唐精神”的评价方面形成了明显而巨大的反差。究竟应当怎样合理的理解与评价“汉唐精神”，成为面向21世纪把握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必须加以进一步深入考量的重要问题。
正是面对这一重要问题，《略述》做出了新的思考。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学界以往对汉唐哲学与文化精神之所以评价甚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所据以评价的基本标准是“理性”。作者对汉唐精神的新诠释就以对这一标准的质疑作为起点：“理性”不应当是评价思想的唯一标准。因为人的心理结构在理性认知之外，其实都有一个宗教性的向度，即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执认的东西赋予一种终极的意义。与此相关联，人类的文化述求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经验认知的层面，而是总要体现出某种超越性的追求。因此，仅仅以理性特别是认知理性作为思想的评价标准是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的。由于无论是就人的心理结构还是就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而言，都事实上包含了一个“宗教的向度”，因此，兼括了“理性与信仰（或曰价值信念）”两个向度的评价标准应当比仅有“理性”这一个向度的评价标准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由此，由汉唐时期宗教化的儒学、已成为宗教信仰的道教以及从印度传来并逐渐中国化的佛教所共同塑造的时代精神可以名之为“浪漫主义”。三教都以超越污浊的世间生活为教旨，且都把在价值上的追求外在化、客观化为一实存世界，借这一实存世界的支撑而使价值追求获得实存意义。这就使汉唐人的生活空间不再如战国时期那样，只拘限在现实的功利计算与功利争夺的狭小范围内。在汉唐人的生存世界里，天上与地下、来世与今生、神与人是相连接相贯通的，人可以突破现实、今生与肉身的限制，而上契于天、神、仙、佛，融会于宇宙的大全与无限。于是，汉唐人的精神，总体上是比较富于想象、比较地超拔与富于激情的。汉唐人在思想的表达上不太注重逻辑的关联，这恰恰使他们的精神追求得以突破理性认知上的限定性；在汉唐人更钟情于赋、诗、传奇一类的写作中，我们无疑更可感受到汉唐人的这种精神风采。“如果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史走向是务实性、技术性的，那么，汉唐时期由三教共同培植的文化精神，则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第148页）
那么，汉唐文化所体现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的正面价值何在呢？根据《略述》的相关叙述，结合作者的相关研究，作者实际上是对此做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回答。
第一，汉唐文化所成就的“价值存在化”路向，在理性所面对的“存在—事实世界”之外为人类生活开启了“价值—意义世界”与“价值—事实世界”，不仅对于人生意义的安顿与生命的超越追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且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与事实、德与福的一致性正是中国式的终极关怀系统得以贴近传统社会中的普通民众、成为社会大众之普遍性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作为浪漫精神之基础的气化宇宙论，体现为一种“类归性”的认知方式。它关注的是宇宙之中特定事物之间乃至万事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含了追寻事物共同本源的“回溯”意识。它所描绘的是天地宇宙生生息息的大图景，包含了比立足于经验基础上的单纯的理性认知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发性。它不仅构成了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形上基础，而且以一种“灵肉一体”的方式体现出了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特殊的宗教情怀与价值信念。
第三，汉唐文化精神支撑下建构的社会—国家秩序，强调“天”与“人”是相与的，“人”必须依“天”立法，国家政治运作的施设及其正当性，均要通过宇宙生化、四时轮替的规则得到确证。这种从自然生态来审视政治运作之正当性的理论，具有某种“生态政治哲学”色彩。它所具有的顺应自然的生态意识与超越追求，与现代政治仅仅注重特定人群的利益切割甚至不惜为此而任意残害自然的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立足于汉唐“情性论”基础上的理想人格，推重天生才性亦即未被驯化的、未被变形的、原朴的气质才性，在心理性格、精神气象上极重个性，重个体生命的张扬，从而与宋明时代要求人们遵循划一的理则因而难免压抑人之个性的风尚明显不同。它不仅成就了具有强烈献身精神的“英雄人格”与追求本真情性的魏晋风度，而且亦成就了超越功利，穿透现实世间、直通天地宇宙，既彰显个性而又达到了“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儒家圣贤。
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汉唐精神显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愚昧”、“混乱”。它不仅相应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特定阶段的时代课题体现出了自身的颇见精彩之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时至今日依然成为影响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心理习惯的重要因素。
进而言之，当作者对“汉唐精神”做了以上的新诠释之后，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只是汉唐时代，而是事实上体现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新视野。这一点在《略述》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理性与信仰（或曰价值信念）”不仅成为评价汉唐精神的标准，而且成为梳理中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在讨论自先秦以至隋唐思想发言演进的内在脉络时，《略述》指出，“先秦的思想史，显然经历了由宗教信仰到价值理性，又由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一个下落。与之有别，由先秦到两汉以至隋唐的思想变迁，却呈现为工具理性向宗教信仰的回归。”（第141—142页）同样，在回答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阶段宋元明清时期何以会出现三教合流这一问题时，《略述》也是在“理性”与“信仰”对举的观念框架下来加以讨论的（第292—293页）。直至论说到可以看做中国古典哲学之“终结”的“经世致用”思潮，《略述》依然是沿着这一框架在考察问题：经世致用思潮“把价值信念客观化、知识化，似乎可视为开启着一种近代化历程。”（第414页）不仅如此，作者还进而以此为基准对作为现代世界之时代精神的“现代性”施以批判性的反省。由于理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石，理性化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现代化的同义语。而正是由于理性化的过度扩张，使得人类社会在享受到巨大成就的时候，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人们向自然界的不断索取，已使自然界不堪忍受。自然界正通过各种灾害对人类予以“遣告”。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不断区隔，已使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完全地陌生化。上帝、神、佛已经被理性解构了，情感已经被理性驱赶了。孤独的个人还能依靠谁？彷徨的灵魂将何所归？由此，作者热切地呼唤古典精神的回归：“人们在日渐认识到理性的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深刻危机的当今，如何地回归古典文明，重新认识儒、道和佛诸家，借儒、道、佛诸家重构现代人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与批判精神，将成为新世纪民族与文化复兴中的一大课题。”（第415页）这里的哲学观显然是包含了浪漫情怀的，甚至可以说是以浪漫精神为底色的。
由于汉唐时代的特殊性，完全有理由把理解“汉唐精神”看做是把握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关节点。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略述》不仅是深度诠释中国哲学精神的一次成功尝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有可能以其对“汉唐精神”的开创性研究对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产生更为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主干内容刊载于《孔子研究》201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