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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韩愈给自己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在家族中排行十二,所以又称他十二郎. 六一风神是欧阳修散文的美学风格，他并不刻意选择人物、场景以及按照某种寓意的逻辑来组织内容，只是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在看似散漫不经的行文中，使读者慢慢地从寻常的叙事中体悟出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他的散文一般具有笔触多情的特点，常着眼于感情的抒发。另外，文章结构层次上的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语言层次上的平易自然，都是“六一风神”的构成要素。要之，这种绝世风神的特点是：偏于阴柔之美，纡余委备而婉曲有致，诗味纯浓而情韵绵邈，含蓄蕴藉而平易自然.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新文体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在这一方面,他的功绩是可以与他的在近来学术界上所造的成绩...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群和创作的数量，一些小品文的选本和以小品命名的文集也随之出现。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有这样的记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馀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增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这是一篇赏玩杭州西湖六桥一带春景的游记，篇中不仅描绘了山水花草的美景，游春仕女的艳态，而且点出“花态柳情，山容水意”怡人心目的乐趣。作者将“山僧游客”看作是享受自然美景的对象，显示出清雅闲适的审美情调。 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晚明文人在生活中捕捉美、鉴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一些表现自然美景与赏玩情怀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更趋雅致、自然。如袁中道《游荷叶山记》写荷叶山晚景：“俄而月色上衣，树影满地，纷纶参差，或织或帘，又写而规。至于密树深林，迥不受月，阴阴昏昏，望之若千里万里，?不可测。划然放歌，山应谷答，宿鸟皆腾。”以素雅简练的笔触展现了晚间幽寂萧森的山景。袁宏道《天池》描绘苏州山郊春景：“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イ漫十馀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奇石艳卉，间一点缀，青篁翠柏，参差而出。”作者抓住梅、竹、柏的色彩对比，渲染自然景致所散发的春天气息，给人以清新幽雅的美感。 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1597～1679）的作品尤显出色。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郎?文集》等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上乘之作。明人祁彪佳说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现节录《西湖七月半》为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奕，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脐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文章属追忆之作，借摹绘西湖游人情态，烘托繁丽热闹的生活气氛，刻画可谓生动传神，细致入微，层层的白描文字中夹杂着作者醉恋于昔日“繁华靡丽”生活的怀旧情绪。 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王思任（1574～1646）《屠田叔笑词序》：“王子曰：笑亦多术矣，然真于孩，乐于壮，而苦于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膜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屠田叔即晚明文人屠本?（自号憨先生），序文以“笑”着眼，从屠氏《笑词》中细细体味出作者“胸中五岳坟起”的真正创作心态，道尽所谓“笑”“苦于老”的涵义，意味深长。而王氏的《游慧锡两山记》则写到另一种风情：“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一个是希望买到“冽者清者”好酒的酒客，一个是善于经营与周旋的卖酒妇，两者的言语举动构成一幅平常而意趣横生的生活小景，语言也风趣放达。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说王思任：“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上面这篇小文似能反映他性情之一二。 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张岱《自为墓志铭》以坦露的笔法写出自己年轻时“极爱繁华”的生活经历，且不论这种生活态度的是与非，客观上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形象，不带虚浮习气。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阐述的“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的道理，无所隐讳地表露出崇尚“无拘无缚”、“率心而行”的真实心态。而王思任的《让马瑶草》则显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的风格。马瑶草即南明权相马士英，瑶草为其字。文章痛斥了马士英专权祸政以及南明政权覆灭之际奔逃自脱的行径，其中写道：“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出，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土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词意慷慨直率，淋漓犀利，作者胸中积藏的激愤昂直之气跃然纸上。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除上面提到的这些文人之外，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再谈俳文》）。林语堂则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文在这些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的某些印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