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边城》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位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6-4 10:19:12

沈从文的《边城》，把酉水流域一个世外桃源的小山城之一角的人情风俗描写出来，并希望让他笔下人物的正直与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的《边城》在现代乡土小说中别具一格，独具风姿。他带着浪漫的牧歌情调到湘西世界中寻找田园诗，以抒情的笔致将湘西人织入“梦幻”的氛围，为人类的“爱”字做一度洽如其分的说明。湘西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和湘西人民，是他毕生的挚爱，他用手中的笔，写下了篇篇锦绣文章。《边城》是沈从文美丽而带点伤感的恋乡梦，是沈从文理想的世界，诗意的世界。这里，有他的爱。关键词：爱；湘西；人性；希望认识沈从文的人都知道，他是出自湘西的凤凰，他用灵动的笔尖，表达了他的乡土感情。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沈从文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沈从文的《边城》描绘出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寄托了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与期待。而这一切，皆源自他对家乡的爱，爱家乡的山、水、人、事。一、从景物中生发的情感沈从文对湘西的山川河流，充满了感情。它们教给了他关于人生的知识，教给了他爱，教给了他艺术的心灵。离家十多年后沈从文再回湘西，那里唤起他的，还是那样深挚的感情——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物百汇，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1〕《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沈从文能如此自然地给我们描述了这桃源般的世界，皆因他对家乡的深深热爱。我们知道，家乡的景物，是自小就见到了的；我们也知道，不管风景有多美，但见得多了，就习以为常，难以生发出美的感受。然而，沈从文对其仍然是感觉清新的。若果没有对家乡深深的热爱，又怎会赞颂：那山，翠绿逼人；那水，清亮可喜；那住宅，结构精巧，古趣盎然。沈从文爱湘西的水：“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底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如此诗意的热情洋溢的赞颂，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在如此优美的画面中，沈从文没有忽略其生命的灵性。“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儿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的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分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皆作声。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宏大。雨山深翠逼人的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鸣叫。”〔2〕沈从文所爱的家乡，不只是不会动的物体，还有那生气勃勃的生命，也正是爱之深，才见其动。对于一览无遗的景物，沈从文没有熟视无睹；同样地，对家乡的风俗习惯，他也没有忘怀。“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到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然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3〕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面，赠送粽子的慷慨，嫁娶新娘的喜庆，沈从文都一一有着情深的描述。沈从文爱着家乡的一丝一缕，恨不得记录下一分一毫，从他所给我们的湘西世界中，我们发觉，《边城》描绘出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4〕。沈从文所描述的湘西，无论如何不是那种破坏性力量的真正对立物，“美在自然”不消说是古老而又古老的命题，为不同国度、时期的人们所熟悉，和用不同语种重复表达过的命题。但你是否注意到，人类至今仍然在顽强地企图重新找回自身发展过程中失落了的某种东西，这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力图重以这种和谐作为全部生活的基础。而且愈到现在，“人与自然相渗透、相转化、相依存的巨大课题，即外在自然（自然界）与内在自然（人作为生物体的自然存在和它们的心理感受、需要、能力等等）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化（社会化）的问题，亦即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人群与个人、‘天理’（社会性）与‘人欲’（自然性）……在多种层次上相互交溶合一的问题”〔5〕。沈从文对其家乡是一种自然的追求，希望其自然存在、自然变化，他不希望家乡经历破坏性的变化，他对家乡的爱是一种返归自然，他希望家乡的景物、人事都是随顺自然，一切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也许，这是由于一九三四年沈从文的重返故乡，目睹湘西宁静生活日见被现代文明打破，使沈从文无奈而又忧虑的意愿。面对流淌不息的永不枯竭的、滋育着、长养着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的河水，文化，生命，与自然一道，获得了超越时间的永恒。所以，沈从文不轻言“变”。沈从文希望家乡永远保留着原本纯朴的面貌，永远保留着心中原来的美。这一切，都源自于爱！《边城》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沈从文怀着对家乡的爱，要把家乡建构成一个乐园，他声称，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人性的形式”。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入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他的怀乡情结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再就是老人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他的赤贫，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频繁的自然灾害，经商环境的险恶等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6〕作为一位作家，沈从文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沈从文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也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湘西永远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二、从人性中体现的乡情“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7〕沈从文对家乡的情丝抛不开割不断，因此，他要记住乡下人最原始、最质朴、最淳厚、最美好的东西——人性。沈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神”、“爱”、“美”三位一体的。在这座小庙里，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船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沈从文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沈从文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沈从文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自然分外绰约动人。沈从文没有着意地描写她的外貌，而是用“小兽物”，“山头黄麂”几个简单的比喻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当她逐渐长大成熟遭遇爱情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完全顺乎其自然的状态。而傩送是个童叟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他们的爱情故事，没有激荡人心的情节，只有情窦初开时的少女的若断若续的情绪，若有若无的心境，似梦似幻的氛围，这是自然生命的表现。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沈从文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人性美在《边城》中发挥到了极致。这儿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图财害命的金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逢场作戏的官场交易，有的只是纯真的友情、真挚的关爱。主人公老船夫忠厚老实，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8〕，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这种超越阶级关系、金钱关系的乡邻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但沈从文却通过这种感情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美好的人性。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沈从文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9〕。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山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依然一片盛情邀请那分明与他的两个儿子不幸遭遇有密切干系的孤女翠翠到家里安住。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都“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10〕。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天保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希望成全弟弟的爱情。他们都胸怀宽广，光明磊落。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可以看出沈从文追求人间美好、善良和友爱的愿望。自然美与人性美将读者带入一个美好的世界，让读者在领略湘西风土民情的同时，接受美的洗礼与熏陶。同时，我们从中也感觉到，若果沈从文没有对家乡的深深眷恋，没有对家乡人的深深怀念，又怎会留意他们的品性，又怎会看到他们的人性美？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腐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边城》刻画出湘西人民的敦厚纯朴的品性，反映了乡村原始人性的美好境界，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是一部美丽得如此朴素的人性“牧歌”。《边城》，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三、期待中的重建民族品德对于所爱的事物，没有人希望它是卑贱的、贫困的、被人凌辱与糟蹋的。沈从文深爱着家乡，在为家乡的贫贱叹息时，也深深地期待家乡的繁荣。只要一谈到苗族的历史和风情，沈从文就立刻会改变那种惯常的含蓄态度，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更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中原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据史载，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经受了多么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二三十年代，湘西茶峒辖属于贺龙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国民党曾多次围剿，且自古湘西多土匪，吏治腐败，民族纠纷从未间断。尽管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化外之民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有关于苗汉冲突与反抗，在《边城》里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见于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即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的冲突。〔11〕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沈从文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沈从文曾有记载：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12〕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同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13〕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民不能自主把握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承继着悲凉人生命运发出深深的感叹。他不欲以湘西历史上充满血腥的政治、军事冲突，再现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剧遭遇。——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14〕而是通过普通山民平凡的人生情态及生命中所有哀乐，突显湘西土著民族与外部世界虽异其趣却不失人之本性。其文字表层，实近于一种平静而浸透伤感的倾诉。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世界，只不过是在于让湘西土著民族获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同情，乃至认同。“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15〕沈从文为湘西发出了强烈的渴求被接纳、被认同的悲怆之音。沈从文希望家乡在人性美的基础上奋发，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如他在《湘西·题记》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小的湘西，理解为整个中华大家庭。在当时的世界上，我们国家的地位低微，受到众强国的欺凌。当时的沈从文感到十分苦恼，但他相信国家一定会强大起来，同时也坚信我们国家要脱离目前的苦难，唯有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德。他说：“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尽管《边城》所写的故事在当时已成了过去，但是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毕竟在湘西一隅存在过。如果用笔来描绘这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自信必能使人们“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地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沈从文的这种构想不免带有某些梦想的成分，但这种梦想却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为了重建民族品德。《边城》中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是一座最纯朴的人性之塔，它代表沈从文所说“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16〕，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来的渴望，也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富强。沈从文对家乡的爱，是爱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进而爱她的贫苦过去和期待她的繁荣富裕。绵绵的相思，无限的爱意，尽化为一个“情”字

千问 · 2007-6-4 10:19:12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一《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泡坏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二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三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五、关于《边城》的评语摘编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沫。（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7．《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敖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温叙故事，有时很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