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论述清朝政府后期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 --从香港的演变看中国的外交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6-19 10:09:39

一、晚清政府的外交 1、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 2、清政府与列强打交道的趋势从总的趋势看，走过了对抗——暂时妥协——再对抗——完全屈服的过程，以妥协投降为主，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社会。 3、晚清外交的三个阶段（1）鸦片战争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狂妄自大。（2）在近代列强侵华战争中，有对抗，有妥协，以妥协为主。（3）《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早期历史考古研究指出香港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发掘表明本地文化与中国北方包括龙山文化的石器时代文化是有分别的。在大屿山和南丫岛已发掘出青铜制的捕鱼工具和兵器。现时八处石刻已在东龙岛、滘西洲、蒲台岛、黄竹坑、长洲、大屿山的石壁、香港岛的大浪湾和西贡的龙虾湾被发现。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认为与生活在相当于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气和祈求风平浪静有关。1930年代的考古发现被认为与前6世纪至前3世纪战国时代时香港邻近广东地区的文化有关联。 [编辑]汉至宋朝香港地区在秦、汉、三国及东晋初年共五百多年的时间内，属番禺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至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该地区属宝安县管辖。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经历五代、宋、元，至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前后八百多年间，该地区属东莞县管辖。小规模的盐池亦被发展。自汉朝起，香港地区开始有汉族定居。李郑屋村古墓被认为是东汉时的建筑。因为文献和考古的发现较少，三国、南北朝时的香港历史资料比较缺乏。东晋末年，卢循领导的浙东起义军曾经攻陷广州城。起义失败后，余部多退至今大屿山一带；为有文字可考最早的香港地区移民活动。在临近屯门青山禅院的雕塑相传是南朝的一位佛教僧侣杯渡禅师的人像。2004年5月旺角闹市通菜街和豉油街交界的一个深度只有两米的渠务地盘里发掘出大量东汉、晋朝和唐朝陶器和制陶工具，显示在千多年前已有人居住。唐朝时因为广州是国际商端口，「屯门地区」 (即由现时东莞至大屿山的一片包括后海湾的沿海地区）被用作军港、避风港，和广州海外交通的外港，是海船进出广州的必经之地。《新唐书》曾引用唐朝地理学家贾耽撰《古今郡县道四夷述》中的『广州通海夷道』条说：『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诗之六中写道：『屯门云虽高，亦映波涛没』。刘禹锡在《踏浪歌》中写道：『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目前尚未有史料证实韩、刘两位到过屯门。屯门的景色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已说明由于海上交通便利，该地在唐朝已经闻名了。盐池的管理亦相当发达。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后主刘鋹于南汉大宝六年（公元963年）在东莞的『大步海』招募采珠士兵数千人专门从事潜水采珠。南汉设『媚川都』开始发展以吐露港和大埔海为主的采珠业：『都』为军翼之意，『媚川都』为驻军之一种。『大步海』即今天新界的大埔海。采珠工作艰辛危险。由宋、元至明朝，在这一海域，一时明令官方采珠，一时又下诏禁采，到康熙初年才永久禁止官方采珠。宋朝时香港地区的制盐已甚具规模。因为盐业利润高，宋朝政府曾在本地区九龙湾西北，现时九龙城和启德机场的一带，设立『官富场』，派造盐官并驻兵，管理这一盐场。《宋会要》记载有：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提举广东盐茶司言：广州搏劳场，官富场，潮州惠来场，南恩州海陵场，各系僻远，……欲将四场废罢，拨附邻近盐场所管内，……官富场拨附叠福场，……从之』。隆兴为南宋孝宗年号。从这段史料看，官富场的设置年代当在南宋孝宗以前，至迟在南宋高宗时。大屿山曾是香港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宋高宗时曾招降当地来知等人，选其少壮者为水军，宽其渔盐之禁，称之为腌造盐。宋宁宗时，广东提举盐茶徐安国派人前往大屿山缉捕私盐贩子，引起岛上大规模的盐民起义。以高登为首的起义者一度乘潮涨攻到广州城下。宋朝九龙半岛的航海业亦发达。据九龙蒲冈村《林氏族谱》记载，宋时福建莆田一位名叫林长胜的，举家迁往今日黄大仙附近的彭蒲围（即今日的大磡村）。他一连几代靠行船为生，艚船往来于闽、浙、粤等地。一次，他的孙子林松坚、林柏坚驾驶艚船出海遇到飓风，船毁货失。他们两人力挽船篷，紧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东龙岛（南佛堂），安全脱险。他们认为这是神灵保知，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庙。林松坚的儿子林道义后来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类神庙。这个林氏大姑即后来人们所称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迁徙史和本地区南北佛堂天后庙的修建，曲折地反映出当时本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因为商业的蓬勃，规模较大的移民在宋朝时开始。渔业和农业亦因有需求而发展。宋神宗时，进士邓符协（江西吉水人）在赴广东阳春任县令的途中，曾由海道经过今日新界的屯门，对当地风土之美十分欣赏。因此，他在任满辞官之后，举家迁往岑田（锦田）。邓符协在此置田园、筑庐墓，从事农业开发。他修筑了锦田的南北围，还将其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遗骸迁葬新界。据传，到了明朝万历年间，邓氏后裔邓元勋已是富甲一方，拥有良田万亩。到清初康熙年间，邓族不仅拥有锦田一带的富庶土地，在香港岛也拥有不少田地，成为第一望族。此外，北宋末年，进士侯五郎搬至东莞县，其子侯卓峰迁往今日河上乡筑茶寮，做小生意。其后人目前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乡、燕岗、金钱、丙岗等地。宋代以后，廖、文、彭等族陆续迁入；其中文氏是宋末领袖文天祥的族人和后人。他们与邓、侯两族，合称新界五大氏族。 [编辑]宋末幼主逃难公元1276年，宋恭帝和大臣们在临安(今杭州)向元朝蒙古军投降。以将领张世杰和他拥立的宋恭帝庶兄宋端宗赵昰为首的南宋流亡朝廷逃走到福建泉州。后来因为流亡朝廷和泉州市舶司蒲寿庚不和，导致蒲寿庚投靠元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这被称为『海上行朝』的沿海流亡朝廷在1277年到达『官富场』。赵昰和他的弟弟赵昺休息的大石后来被人刻上『宋王台』三字。相传流亡朝廷也在大屿山银矿湾（梅窝），东涌停留过。东涌的侯王庙相传是纪念这个朝廷的一位官员。后来赵昰病死，赵昺被拥立，被后人称为宋帝昺。另一位大臣陈宜中离开了行朝而到达占城国(在今时越南南部的国家)。行朝到达广东新会县的崖门，在当地的小海湾和对开沿海的一个小岛建立了小城寨，并和当时在今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抗元的文天祥联络。不久，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元朝将领张弘范生擒。张弘范追击行朝，在1279年3月19日和宋朝水师接战。宋师将船只停泊在海湾内，希望稳守后再出海逃走；但是被船只和火力都较弱的元朝水师封锁海湾后猛烈火炮轰击。宋师大败，大臣陆秀夫背着赵昺跳海自杀。 [编辑]明代时的香港因为商业的蓬勃和人口的增长，明代香港地区已成为海防要地。明代在这里设防，是为了防御『倭寇』、葡萄牙和荷兰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嘉靖42年（公元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奏请恢复设置水师城寨(简称水寨)旧制。在此之后，明朝政府在广东的潮州、惠州、广州、高州、雷州、琼州等地设置了六个水寨。在广州地区的为南头寨，防御地区东至大屋，西至广海；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起，南头寨的军事首长是一名参将。万历14年至18年（公元1586年至1590年）一度改为由级别更高的总兵担任。南头寨旧额大小战船五十三载，官兵一千四百八十六人。万历19年（公元1591年）以后，战船曾增至一百一十二艘，小陆官兵及杂役曾达到二千零八人。该水寨辖有佛堂门、龙船湾、洛格、大澳、浪淘湾、浪白等汛地六处。每处汛地驻军二百余名。其中至少有佛堂门、大澳两处汛地属于今天的香港地区。现时香港一些地区的地名开始在史籍中出现。据目前发现的史料，九龙的地名最早见于明世宗嘉靖31年（公元1552年）应槚所着边疆军事志书《苍梧总督军门志》。香港岛的地名，最早见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1619年）郭棐所着《粤大记》一书。该书所载的《广东沿海图》中，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明朝嘉靖年间，南头一带发生饥民抢米暴动，乡绅吴祚曾参与平息暴动。事件平息后，吴祚等向广东海道副使刘稳请求在当地建县。众多官绅皆认为当地离东莞县治百余里，管理不便，又常受"海寇"骚扰，纷纷附议。刘稳转告粤督，奏准设立。万历元年从东莞县划出五十六里、七千六百零八户、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成立新安县，县治设在南头。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另外，香港地区在明朝时盛产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二《奥地略．物产》曾提及香港地区往昔出产香木的景况：『香树，吧内多植之。东路出于沥源，沙螺湾等处为佳』。沥源即今日新界的沙田等地，沙螺湾则在大屿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叫香粉寮的地方。清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1662年-1684年），清政府企图断绝闽粤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实行沿海迁界三十至五十里的政策。香港地区的居民也被迫内迁，造成当地香业的凋衰。到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在东莞又出了因承旨购求强索香杖的县令，种香人家纷纷忍痛砍树四出逃亡。从此香木生产就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