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怪责记者。他们只是执行工作。但在他们上边的人一定要想,现在的做法是对荷包进账有好处,但对整个香港都有损害。我是从三藩市(旧金山)来的(我插嘴说:三藩市的人都很layback(放松),Daniel马上指正我:不要忘记他们也很radical(激进),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战和性解放的两大运动,三藩市的角色都很重要啊!)我有着强烈的公民感(as a citizen),我对我的社群有认同、参与和抱有使命等等的感情。我相信每个公民都应该自觉社会给了他去改变或建立一些事情的能力(sense of power),但香港人,尤其年轻人,好像遇上任何不公正的事情都不会马上想到要站出来。”
如何看待“知的权利”,也是公民责任一种吧?
“香港媒体会把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s)和大众兴趣(interests of public)混淆成同一种东西。举例来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道德操守有没问题便是公众利益,而他可有放屁则有些人可能感兴趣,但对大多数人不会构成影响,所以称为大众的兴趣。在某程度上,它就是“八卦”。艺人回到家里的一举一动无论怎样也不应影响到香港人的权益,那为什么媒体可以持“大众有知的权利”的理由来侵犯艺人的私人空间和生活呢?”
帅哥有话要说而藉电影表达,今年最出风头的是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无独有偶,捧走今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他,也是凭导演以捍卫传媒言论自由为主题的《晚安祝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而叫人另眼相看。女性有Dumb Blonde(金发蠢女人),男性有Dumb Beau(白痴美男子),但在美国电影史上先后有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华伦·比提(Warren Beatty)以演而优则导,导而优则主办圣丹斯独立电影节(Sundance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来推广文化的两大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