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如何办出世界一流大学zt(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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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1/09/13/78/30.htm
中国本土如何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给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封公开信科学时报1月9日作者：范良藻作者旁白
我是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在校四年，虽说有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肃反”等政治运动，然为时不长，基本没有影响学习，度过了四年还算平静的校园生活。1956年，我又考研来到中国科学院。
回顾50年的科技生涯，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是聂荣臻、江隆基、张劲夫、胡耀邦、方毅等党政领导曾给我们知识分子的保护与关爱，以及老师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褚圣麟、彭桓武、胡宁、黄昆和导师钱学森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一日为师，终身父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始终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应懂得感恩。
由于“文革”对传统的破坏，上世纪80年代的留美学生很多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自己、包括自己的父辈都是国家栽培、人民供养的，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与广大农村子弟比，我们享有的是法权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没有理由不知恩图报。而那些30年代、50年代留学归来的人，有着天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都倾注给了国家；而且，即使为民族作出不得已的牺牲，亦无怨无悔。
回顾过去，应公平、公正。看待这5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和1957至1976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与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的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开放改革、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挫折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心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回望这50年的历史变迁，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使人民脱离愚昧和无助，才能使中华民族重获希望。如果只兴办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杯水车薪，他们将会脱离平民、脱离社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最终难免将自己沦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非价值理性的主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像一个弹簧的阻尼振动那样，将最终回归平衡。我们社会的理性回归，亦应在预期之中。
今日中国能否自主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最近媒体有如下报道：丘成桐点穴中国学术，认为“学术界种种不良风气归于'文化大革命’，它摧毁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价值观念完全改变，名牌大学也变得唯利是图。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问题，学生不会做第一流的学问。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机制，已成了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学生的水平无法与改革开放头十年留美学生水平相比，信仰变了。清贫学生才知发奋图强。
2005年7月30日，在温家宝总理去解放军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它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报道钱学森谈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我们对钱先生的话略作归纳，在办好大学方面：一是要恢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二是厉行教育的体制改革，纠正不良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三是探寻培养发明创造杰出人才的模式。我想强调一点，育人以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要深明大义，学成了，要用之于民、归之于民。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教育也不能办成产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这样的人才“冒”出来又有何用？不是凡有知识、有学问、有本领的人都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一称号代表的是社会良心，其重要特征是关心人民疾苦、不说假话、不趋炎附势、敢于仗义执言。
把清华、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国家要下军令状，要下委任状，同时也要放权，又不失监督。50年来，究竟是教育部在办清华、北大——长官办学，还是同仁办学？1952年院系调整，全面学前苏联，破坏了各大学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应有的民族自信。不客气地讲，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去管大学教育，是大学办不好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漠视历史，该舍弃的不舍弃，必将被历史搁浅。说穿了，办好大学，只需四个字，那就是“宽容”和“信任”。虽说“士为知己者死”有忠君之嫌，但历史已经证明，谁也比不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经久耐用”、棒打不散。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先声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中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徙，在昆明创办了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由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成为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
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为中华民族当代的脊梁呢？正如王中宇先生说的那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就在这样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一起了”。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国之不存，安有家乎？国家兴旺之际也须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四清”和“社教”运动，进入过社会最艰苦的底层，也不可能激发起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一个月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清贫生活。但我们如今的知识精英，月领工资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还嫌不够，真该让他们定期到艰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是怎样生活的!
是抗日烽火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上有日寇飞机轰炸、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科研，全校一半同学都在校外勤工俭学。他们体验了生活，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试问，他们难道不是更幸福的一代吗？
“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和敬佩。拿着巨额国家经费的清华、北大，对比历史，真是应该反省、三思。
另外一个历史契机成就了西南联大：国难当头，国民党政权在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正是这种民主、自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的力量成为办好大学的人文条件。而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也回答了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和理念问题。正如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做到的事、能做成的事，7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卑、自谦呢!
中国本土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
何谓一流，应有标高。钱学森先生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大发展。”我们也不妨以钱学森和杨振宁两位前辈作为世界一流的标高。早在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钱学森先生就说过：“世界上任何发明制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他不认为中国本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先生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杨先生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到美国后各自得到冯·卡门和奥本海默的指点，处在一个知晓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之中。但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成者自成，导师能给一个好题目就算万幸。钱、杨两位的大师潜质是在中国形成，绝非在美国诞生，这一点应大昭天下!经过十年“文革”，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吗？
以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例，她一直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生源，解放至今，毕业的学生何止3000人，其中卓有贡献、甚至世界知名的亦不下300人。远的不说，50届入学的曹昌其教授讲的“电动力学”比胡宁老师好，51届入学的曾谨言教授讲的“量子力学”比杨利铭老师好，52届入学的顾雁教授讲的“统计力学”绝不比王竹溪老师差。这些都是被历届同学公认的事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应如此。但他们从未走进过媒体的视野，只能自嘲为“三尺微名，一介书生”。其实，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罢了，怎么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所以道来，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不再重演；希望我们本土生长的人才，能够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看来，杰出人才不是培养不出，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里，杰出人才很难“冒”出。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失，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1955年以来，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晋入院士行列的有22位，但这22位院士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名——以51届我班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其中两名是工程院院士)。试问：这不是官本位，又是什么？
屈指算来，我们这批50年代毕业的中国大学生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已超过50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是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我们从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的归国留学同行差，而在得到人为的完全不同的待遇时，却依然能终生无悔地为国效力。这种棒打不散、子不嫌母丑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如何办好大学
第一，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绝无仅有的世界名校，她就是在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该校不到1000人，只办了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时称为学部委员)，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好大学自有好大学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保证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
办学不仅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使学子能闻道于天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觉了民族意识，置身平民，面向社会。学生受教益，不仅仅是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而是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只有树立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办学理念，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培养民族脊梁的摇篮。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也应是当今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办学模式。这是我们理当恢复的优良传统。
第二，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多是负担，但如果素质好的话，人多却又是宝贵资源。最近十年，高考状元常出自农村。因此，选拔人才，决不可忽视农村。每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约上千万，考上大学的约百万，其中聪明而又勤奋者约10万，出类拔萃、极具天赋、可成大师之才者也能上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可能出100名钱学森、100名杨振宁、100名爱迪生式的杰出人才。但这种“折算”是建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基础上；否则，大师之才就会被毁于襁褓之中。千里马是赛出来的，而不是钦定出来的。保证大师人才被发掘应有国策保证，人才强国，要有发掘人才的体制。
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谋生技能的一二百万，有一技之长的中专生应有四五百万，将来可能成长为各类专家的约10万。没有这样一个梯队，大师“冒”不出来，“冒”出来也无后劲。决不能把平民教育变成精英队伍选拔后备军的教育；否则，参天大树必隐没于森林之中。一木独秀，风必摧之；侥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认，世上有天才。中国13亿人口，就是每年招考1000万大学生，大师级人才每年也不会很多。这是大数定律统计平均的上限——万绿丛中一点红。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成才率要高，漏过率要小。因此，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补充方案。否则，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零分、语文考100分的国学大师就会被漏掉而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中国也就不会有华罗庚、曹禺、钱钟书。要允许毛遂自荐，国家应成立考试院来选拔大师，选拔天才学生。
第三，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非只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将来才能成才，非名牌大学也会培养出科技大师。对能成为大师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环境配合，一般讲来，都是成者自成。谁是孔夫子、马克思、爱因斯坦的老师？人们应该深信，即使钱学森遇不到冯·卡门，杨振宁遇不到费米和奥本海默，最终还会是大师。但把丁肇中和杨振宁换位，让擅做理论的去做实验，擅做科学实验的却去做理论，世界上将少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好学生首先要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适合学什么，又最适合学什么。好的大学，好的老师应因材施教。初值条件不合理，这个微分方程怎么能解呢？解放前学生允许转系，允许换导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因不擅长做物理实验，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奥本海默，做理论物理。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今后，我们也要允许转系、要允许换导师，大学培养的是通才；还应允许学生从兴趣出发选修课程，由学生自己来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学到的知识才是活体，才能学以致用，才有利于学懂、学通。统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础课不得不学。但要给学生自由，大学生宽进严出，学不好不让毕业。研究生要学会做基础研究，不会做基础研究，开发类工作也难以做好。
这些要求，解放后的清华、北大统统没做到，一刀切，只授业、不解惑、不传道，不告诉学生知识的来龙去脉，不告诉学生发明创造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大学，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对两校仍有借鉴意义。说实话，北大、清华有大师，也培养出了大师，但大师无权自行发挥，要听为官的，所以成才率也不高。这一切都是由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此风不改，清华、北大永远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学府。
第四，道德文章、天人合一。凡略具悟性的人，兴趣必较广泛，人间学问一是对自然，一是对社会。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科学，都有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反规律，迷信权力，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必遭惩罚。所以必须讲和谐，一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讲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间，实践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层面上的交流。
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所以说，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写文章也要讲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写，还要三人同时署名，更别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除了骗自己、骗长官，又能骗谁呢？文章发表了，白天弹冠相庆，夜间必然多梦而不得自安。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没有人品却妄谈自由，岂不天下大乱？
古语常说，触类旁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美国有位经济学者，用“布朗运动”的模式来解释股市涨落即为一例。但人们精力有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物理学家能精通数学已属不易，像物理学家费米那样兼善工艺，更是难得。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又会演奏钢琴又是文学家，令人难以想象，非常人所能为也。关键还是中国人必须改变自愧弗如的传统观点，建立起能指导自主创新的崭新的自然哲理，中国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横空出世、彪炳千秋。
做学问，不论做的是什么学问，首先应当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通过假设和实践，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规律。这比从体系出发、从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要强100倍。所以大学教育，无论是学政经、学文史哲，还是学自然科学，都必须通晓思维哲学的一般规律，否则成不了大器。
办大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价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什么是人才？人才要有专长，要有为人造福的本领，要面向社会、面向弱势群体，要能被问责，要有自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