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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杜赞奇著作中蕴含的关键矛盾，线性历史的危险到底是压制了一种没有找到发声机会的反历史，还是拒绝理解没有历史的人们？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谁的历史？如果对人民的探问，只是为了写一部更好的帝王历史增加更多的素材，使这部历史的眼睛看到更多，那些曾经被拒绝理解的人不过被囚禁在目光更敏锐的历史监狱中罢了。16手枪和机枪的故事，不是两个冲突的文本或叙事，而是两片破碎的历史（brokenhistory）。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粘合的历史。我曾经以为，可以找到一个链条，将他们连接起来。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链条，最后不会变成锁链，无论这个链条是所谓的线性历史，还是在与风车搏斗的分叉历史。这条锁链永远是从历史金字塔的塔尖伸出，直接延伸到金字塔宽阔的底座，杜赞奇的著作只不过是这种努力的一次失败尝试而已。历史天使的那对翅膀，只是吉米·亨德里克斯歌中所唱到的小小的翅膀（littlewing），永远也无法笼罩所有的过去。我们和经历历史的人们一样，只能面对一些历史的碎片，而没有一块拼合了所有故事的大历史。真正的办法也许只能是近视的办法，看得细一些，慢一些，少一些，模糊一些。在福柯之后，我们应该有勇气说，我们是历史的极少主义者，拒绝填补历史的空白，拒绝粘合历史的碎片，拒绝治疗充满错误和病患的历史。因为，正象维特根斯坦当年指出的那样，更多的疾病来自这种徒劳的治疗。米什莱（JulietMichelet）当年曾经立志要撰写人民的历史，但是，他终于发现，人民的语言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进入的。最后，米什莱写下了一句话，平淡而沉痛：我不能让他们说话。1、参见Koselleck,R.,CritiqueandCrisis:Enlightenmentandthepathogenesisofmodernsociety,1988，Berg；FuturePast:OntheSemanticsofHistoricalTime,1985，Cambridge。2、Benjamin,W.,Illumination,1969，Harcourt。3、作为所谓被压制者的代表，就是仅仅用一段论述含糊地交待过去的所谓大同军。而即使这段资料也是引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这大概正是这本书让我的许多朋友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杜赞奇的这本书丧失了《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中国现实的经验感受力，而他理论素养方面的欠缺反而暴露无遗。事实上，《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福柯和布迪厄的探讨就多少有些无关痛痒，似是而非，但相对于全书的历史分析来说，这些论述毕竟只是次要问题。但在现在这本纠缠于理论问题的著作中，理论分析方面的含糊不清就成了致命的缺陷。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在理论的研究传统方面十分单薄，既缺乏系统性，又欠缺和主流理论界的对话，因此当近年来中国研究开始逐渐注重将对经验料材的分析与理论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时，这种理论探讨却往往要么流于生搬硬套，理论成为经验分析早已得出的结论的一种学术包装，要么则无中生有，理论的探讨既脱离了对经验材料本身的细致分析，也忽视了对理论自身的观念史和语境的研究，结果经验的材料成了刻意追求学术时尚的理论部分的蹩脚注解。在这方面，杜赞奇的这本新书可能还并不是最糟糕的例子。4、也许，二者的差异并不象杜赞奇相信得那么大，而且，围绕文化观念形成的许多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叙事舞台中并没有处于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杜赞奇一厢情愿认定的对立，从来没有象他想象得那样纯粹。梁启超、杨度、周作人，这些人身上的复杂性就远比杜赞奇的叙事更具有分叉性。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话语精英们。5、大概这才是杜赞奇全书的真正动力吧。不过，杜赞奇竭力批评的所谓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两个假设似乎很难算是真正的批评，这不仅因为象吉尔茨这样的学者早就试图在分析中努力触及这样的问题，参见Geertz,C.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第9章,1973，BasicBooks；而且即使针对安德森的分析，也很难说杜赞奇这样的控告是合理的，毕竟这并非安德森讨论的主题，参见Anderson,B.ImaginedCommunities,1991，Verso。此外，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有许多相当优秀的分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研究领域）。例如，布鲁贝克对德、法的比较分析，就比杜赞奇对中、印的比较分析，更具有启发性，Brubaker,R.CitizenshipandNationhoodinFranceandGermany,1992，Harvard。6、本文下面讨论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和口述材料均系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出于技术原因，没有提供完整的文献目录。7、在访谈中，调查者曾经经常向村民询问他或她对所见过的军队的记忆，下面是一个王姓老年妇女的口述片断：问：您还记得尽过过什么兵吗？王：那－那－啥兵没有。八路军不用说，咱们八路军，那八路军你也得应酬。来敌情了，你也得应酬。那时候，我没挨过他们打，我没挨过他们打，我敢跟他们对付，我不怕。问：你不怕？王：我不怕。那大兵，他把那个褂子，我侄女给洗了，白褂，我说，我给他，你洗了，交给我。是吧。她洗了，这个丫头，搁她屋里。又去了个兵，给拿去了。王：给另一个兵给拿去了？王：哎，那你还敢？…接着她就讲述了一段这个士兵与她的冲突故事，但至今我们也很难准确地弄清楚这个兵是日伪军，顽军（国民党的部队），或者是八路军的游击队。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口述材料中并不少见。非洲史学者的研究证明同样的情况并非一种中国农民特有的文化现象，参见Dakhlia,J.CollectiveMemoryandtheStoryofHistory:LineageandNationinaNorthAfricanOasis,HistoryandTheory,1993，Beiheft32:57-79。8、准确地说，是绝大多数老人，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有几个话语中间人（村子的各种故事往往就在他们的嘴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而其他人似乎更多是消费这些故事，哪怕这些故事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含糊地知道下面我们要提到的故事的主人公，但似乎对他的英雄事迹并不太清楚。而我们访问过的普通村民对这位曾经一度生活在他们村庄中的革命英雄并没有任何印象，在他们的脑海中，唯一留下牢固印象的倒是一个治安军的伙夫，原因是他与村中一位妇女有来往，甚至最后在这位妇女的丈夫去世后，娶了这个寡妇，从而成为村庄历史的一部分。9、这个小传收入了该县的文史资料中。10、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在我们掌握的另外两种涉及了同一时期的村史材料中，都没有撰写这个故事，这固然可能有撰写者在取材方面的考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这两本村史的撰写者，和我们一样，没有听到村民向他们讲述这个故事，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提到这个小村子里的大革命者（即使提到，他们也会认为，这个人原本和这个村庄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程没有造成任何具有因果意义的影响）。否则，他们大概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历史素材和教育故事。11、不要过于大胆地猜想这两个大汉就是机枪故事里面的村民。作为治安军经常见面的本地人，他们是不可能冒充八路军的。12、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思路恰恰是杜赞奇这本新书一个潜在的坐标。13、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少数几个精英人物，普通人甚至连这些工作队员是否来过，来了几个人，姓什么，都不甚清楚。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人和此后历次运动中派下来的无数工作组或工作团混淆起来。14、参见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收入《符号学原理》，第48－62页，1988，三联书店。15、在我们表明要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行口述研究时，村中的干部首先向我们推荐的人选基本是掌握了这些话语技术的精英，他们往往能够依据超村庄（往往是全国性）的历史进程框架来讲述村庄的故事，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当我们提出要对访问一些普通村民时，他们往往善意地指出，这些人不会说，说不出什么，甚至告诉我们这些人糊涂，而这些普通村民往往也同意这样的评价，对我们找她们谈过去的事儿大惑不解。这里，妇女的情况尤其突出。16、或者象孙立平所敏锐指出的，这样的努力往往过于关注村庄的精英，结果人民的历史变成了一部村庄的宫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