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究竟恐惧中国什么？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9 04:33:26

日本究竟恐惧中国什么？《21世纪观察》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异常微妙的阶段。究竟什么是中日矛盾的根本点，在日本的亚洲战略思维中，日本究竟恐惧中国什么？　　12月19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卓南生教授。卓南生是日本、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著名日本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并长期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著有《大国梦与盟主论―――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和外交》、《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的舆论导向》等书。　　卓南生认为，日本正在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能容忍的底线，而中国又被视为是日本实现大国梦中既有所顾忌又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最难点之一就是台湾问题　　《21世纪》：您认为究竟中日关系的关键点是什么？　　卓南生：中日关系中的最难点之一就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一直不很明朗。从过去的“台湾归属未定论”到现在的“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表示”出发点只是“理解”、“尊重”，而不是全面支持。但似乎日本还不想放弃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所带来的影响力。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台独”的支持也慢慢地从幕后走向台前。自小泉上台以后，日本和台湾政界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公开。　　很明显，日本现在在打“台湾牌”。对外经济援助（ODA）原来也是日本手中的一张牌，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它的作用越来越小。因而，日本加强了对“台湾牌”的使用。同时，日本正在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能容忍的底线。　　《21世纪》：这次联合国改革，日本显得分外活跃。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日本一直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看作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任务之一。您如何看待日本这一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关键？　　卓南生：日本对于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很热心，也很急切。在这一方面，我特别关注他们的舆论造势。　　10年前，日本国内为谋求常任理事国也有一次大规模的舆论造势，但更多的是引导国内的舆论导向，让民众同意修宪派兵，实现日本的大国梦。　　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说日本必须修改日本宪法，才可能符合常任理事国的条件，日本抓住机会大做文章，并公开宣扬，东南亚各国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这次造势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国内舆论的政治导向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1993年到1994年，日本进入了“总保守化”时代。　　到今天，在说服日本民众同意修宪派兵上已经没有太大障碍。自民党的搭档公明党提出“增宪”的要求。而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中，绝大多数来自自民党，提出了“创宪”的口号；而其他反对党如共产党已经边缘化了。所以，修宪得到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支持，已不成为问题。　　《21世纪》：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上，日本受到哪些外来阻力？您觉得最大障碍是什么？　　卓南生：按照日本的说法，日本对此是志在必得的。日本国内都认为，阻力主要来自中国。但日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阻力来自美国。表面上看，美国是支持日本的，并提出了一些条件，如修宪要求，来迎合日本。但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联合国改革，因为目前的状况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它不想受到新力量的牵制。　　此外，日本并非是美国的一个可靠盟友，它们之间有矛盾存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繁荣时期，日本就曾为争当第一把手和美国激烈竞争过。在这个问题上，日美两国同床异梦。日本现在还有两个致命伤，一没有核武器，二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日本这两个梦想中有一个如愿了，未必会对美国再如此听话。　　目前来看，日本还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但法国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德国获得席位；而英国只是口头支持，并不会具体为日本做些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态度很不明朗，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会以此和日本讨价还价，很可能在领土问题―――北方四岛的归属上与日本谈条件。这是个极为苛刻的条件，大有文章。此外，为了谋求席位，日本组织了“四国同盟”。但是，在得到盟友的同时，日本其实也增加了意大利、墨西哥、巴基斯坦和朝鲜这四个敌人。　　12月2日，联合国高级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两个方案中，都不支持增加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日本即使得到超过2／3的票数支持，也只能中安慰奖―――准常任理事国。即使如此，日本仍然全力争取“准常任”。　　《21世纪》：您提到日本最担心是来自中国的阻力。日本的这种忧虑是否影响它对华的外交政策？　　卓南生：最初，日本只是希望中国对此保持沉默。这样它可宣传国际上反对的声音就只有朝鲜了。然而，在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公开声明“安理会不是公司董事会，日本须清醒认识历史”。日本的这一希望显然已经落空。实现成为安理会的常任席位是日本的夙愿。为此，日本会展开全面的外交攻势，特别是对中国。所以，目前中日关系的确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究竟最后如何，还待进一步的观察。中国崛起不是主要原因　　《21世纪》：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中国的崛起，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不是根本无法避免？　　卓南生：在探讨、研究中日关系的时候，我们要避免掉入强权政治的陷阱，认为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如果从中日争霸的角度来看，就很容易模糊了是非的观点。　　日本的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朝贡论”，把中日关系简单化为两国强弱的游戏，进而指责中国打历史牌，在历史问题上抓住日本的小辫子不放。这与“中国威胁论”、“华夷论”都是一类的论点。　　而中日关系越来越僵，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国民族主义兴起，因而貌似公正地认为应该各打50大板。在探讨中日问题时，一定要把关键放到问题的症结上去。中国的崛起，使得两国的问题更加尖锐，但却不是问题的主因。当然，这会加深日本对华的敌视，并加速日本和美国的紧密结盟。　　《21世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您觉得他执意如此的出发点是什么？　　卓南生：小泉纯一郎在日本不是一个有战略思想的人物，不属于“有定见”的右翼。他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更多是针对国内的。与其说是为激怒中国，不如说是为战前的侵略行为辩护，目的是向日本民众灌输战前思想，医治“恐战病”和“厌战病”。　　小泉不参拜神社，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上的胜利。但是，在亚洲国家的极力反对下，他依然坚持参拜，显然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公然挑战。　　《21世纪》：11月2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老挝与东盟10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启动日本与东盟间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达成协议。很明显，日本加快了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您如何评价日本在亚洲战略思维的变化？其中，中国起了怎样的作用？　　卓南生：战后，日本在亚洲外交一直不成功，不能和亚洲国家搞好关系。而当时，它和中国的竞争并不存在。所以，日本的亚洲观是否能摆脱战前的思维，才是真正的原因。日本国内对亚洲主要有两条政策，“脱亚论”和“兴亚论”。前者是摆脱落后的亚洲国家，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列。这在战后曾长期盛行。而“兴亚论”则主张日本回到亚洲国家中去，担任亚洲国家的盟主，以日本为中心。这其实与战前“大东亚共荣圈”是一脉相承的。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传媒甚至流传过JASEAN的说法，想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和记者提出，日本要与东盟建立起类似美国和中南美、欧洲与非洲模式的关系。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放弃了与美国争霸的想法，转而回到亚洲。现在，中国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非常活跃，这给日本很大的震动。在日本看来，与战前最大的变化是，那时它是亚洲当然的盟主，今天却碰到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中日之间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日本对亚洲国家的ODA？这在日本亚洲战略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卓南生：对中国而言，ODA原本有对战争赔偿的含义。其实，如果战后东南亚国家都要求赔偿，恐怕就没有日本现在的繁荣。事实上，日本援助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兴本国的贸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不存在着受援国和施援国感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