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编者记：中国对日政策要变？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9 04:33:26

近日，最新一期《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中马立诚的一篇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国内的一些论坛和日本的中文媒体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波澜的缘起有二：此文是近来罕有的对中日关系现状进行深入反思的文章。在当下国内各个中文（“中日关系”）论坛中充溢着各种反日“爱国”言论，稍有不同往往被粗俗、恶毒的文字骂得体无完肤之时，作者敢于从“赵薇穿日本军旗装”和“姜文参观靖国神社”等充满火药味的公众事件入手，引用甘地、国内著名学者谢冕的话批判事实上存在于很多国人当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心理。作者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的话语来批评当下哪些持反日“爱国”言论的人们，“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泯灭人类共同价值，任意侵犯和剥夺公民权利，煽动攻击性，把敌意和虐待施加到对象身上，藉以发泄心中各种积郁。”在文末，作者还用了不长的篇幅抛出了自己关于“创新”对日关系方面的几点主张，“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求，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与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另外，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日本中文媒体用“石破天惊”四个字来形容这些对日关系新思考带来的冲击，显然并不为过。敢于在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发布这种观点，不仅网络中的反日派会再次将此文、此人骂个狗血喷头（事实上讨伐已经开始，并且随着此文电子版在网上的广泛流传必将愈演愈烈），而且上述观点是否与中央外交政策存在冲突与摩擦也尚未可知。
能带来如此冲击力的原因不仅仅在观点本身，作者的身份也大有来头，这正是引起波澜的缘起之二。马立诚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评论部主任，从行政身份划分，级别已属不低。他在1998年和凌志军合著的《交锋》一书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反响，书中记载了1978年以后20年来国内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的详实记录，从书中引用的材料看，他接触到的信息显非常人所能及。人们感兴趣的恰恰在此，这篇《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是否是十六大后中国外交战略强调创新，启动新思维的“投石问路”之作？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外交部分的一句话“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因而引发了关心中日关系乃至中国外交走向人们的广泛联想。此前鲜为人知的日本中文媒体《中文导报》12月19日刊登了该报对马立诚的采访，开篇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写这篇文章，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写的呢，还是有什么背景？”马立诚的回答倒是有些模糊，“十六大以后，各方面都要求革新。改革和开放发展，就是说十六大以后要更加改革，更加开放，使中国的面貌更加变化。主要是我自己结合十六大这样形势而写的。”此前还有一个事例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中国对日政策可能有变的猜测，十六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曾庆红曾于今年4月访日，那个时候正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不久。按中国方面的常规，重要的领导人应停止访日以示抗议，但曾庆红仍然按计划进行了日本之行。
对日政策真的要变？
严格意义上讲，这篇《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不能算作学术文章，作者仅仅是以熟悉的记者笔法记录了自己今年初访日的感触和此后对国内一些热点事件中所体现出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隐忧。关于中国对日政策改变的思考部分只是占据了文章末尾的很小篇幅，而且没有详尽和严密的论证。然而，正是以这种方式提出的对日政策新思维，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无尽联想。从马立诚所处的敏感位置抛出“投石问路”的新思维，不能不让人想到是否十六大以后中央新领导集体意在中国对外关系上寻求突破，而且既然是试探，当然还未到严格论证之时。海外媒体传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提出了对日关系要有一个新思考的观点，联系到他在十六大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表述执政构想的名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和十六大报告中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人们似乎真的嗅到了中国外交（包括对日）政策思路转变的味道。
今年中国外交的进步有目共睹，用外长唐家璇的话来说是“营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撇开台面的话不谈，中国外交今年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和聪明，5月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历史性的亲密接触让中国外交界人士犹如醍醐灌顶，下半年迅速取得了几项外交胜利。先是美国将“东突”定为恐怖组织，10月下旬还传来了中国与北约在布鲁塞尔秘密接触的新闻，中美军事交流重启，布什总统与江泽民会面时声言“不支持台湾独立”。
中国秘密接触北约一事尤其体现出外交思路转变之大，新思维呼之欲出，人们用从前的眼光已经难以准确预测出中国外交决策的伸展方向。当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再去思考对日政策的转变，就很容易会为其广阔的政策和利益前景欣喜了。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的前景不言而喻，对于中国整体国际安全战略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在亚洲应有地位的确认，乃至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难以言表的助益。
当然，即便中国外交决策人士真的决意以新思维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在国内国外仍然有诸多的限制因素考验他们的智慧。在中国国内，如何正确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以避免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外交决策，在国外，如何处理在美国影响无法躲避的情况下有效推进中日关系实质改善，都是值得外交界人士以至最高领导层认真思考对待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