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个人主义者的政治解决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1-29 08:03:12

个人主义者的政治解决　　2004年的12月28日，是一个女战士撤离的日子，撤离被刻写在相同日历表上，恰恰是对前进作出最危险的肯定。
　　苏珊#8226;桑塔格离开已一周年，于是有了纪念。
　　纪念什么呢？纪念作为缺失的替代物，是想象性拥有的俗套仪式，纪念是纪念惯性的重复，在重复之中，桑塔格被涂抹成“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当然，越来越多的涂抹——包括我也参与其中，更像层层翻滚的波浪，纪念本身是轻松的，而只有桑塔格挟裹着翻腾的力量，撤离这个世界，到了黑暗的另一边。正是在撤离的瞬间，桑塔格才恢复了与世界的正常关系，因为她从此以后，从一个叙述者转为了被叙述者，她的明亮，她的光芒，都会成为一个秘密，被众人私下传递。传递“思想之罪”，那么，让和解与正常更持久地暴露其谎言的面目，在平静之下的深水区，桑塔格才得以不正常地复活。
　　不甚其烦地去复活桑塔格的“社会良心”仿佛是我们目前最紧要的事情，但从“社会良心”的路径去找桑塔格是徒劳的。天然地占有道德优势的终极词汇，是人类发明出来的自我安慰，像糖果之于儿童的重要性一样，而人总是在苦涩的惊吓中长大。甜蜜能够让一个孩子满足并且变得安静，但如果饥饿，他们会喊叫和痛哭。饥饿也如同惊吓，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恢复儿童的天真，就是恢复某种感受力，感受力就是如此本能的东西，由内向外生长，生长成某种自然的尺度，感受安逸的同时，对惊吓与不安，对屈辱与不堪同样的敏感，而这敏感就是伸向世界的触角，在此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有不幸的当事人。
　　1993年，波黑冲突，桑塔格到了萨拉热窝。红十字会在救助伤员、维修工在修理供水管道、记者们在忙着告诉外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桑塔格马上问自己：我能做什么？这好像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在备受摧残的城市，在它最糟糕的时刻，一个局外人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支持。那时是当年的4月，而在7月，她又重返萨拉热窝，这次，她决定去那里导演戏剧《等待戈多》
　　桑塔格写到：“演一出戏，对当地的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即是说，使他们可以做在战前所做的事情；而不只是成为运水者和人道援助的消极接受者”。所以，仅有同情是不够的，同情依然是一种高姿态的凝视，同情依然把这个世界分成了“我们”和“他们”，道德感的满足是从道德客体那里攫取的，这个客体是可怜，并且不会自己开口说话，这就更加悲惨了。弱者是被道德饕餮者们弱化出来的结果，别人的悲惨就成了他们乐于吞咽的精神食粮。而一旦这个悲惨的人自己开口说话，他们会表达什么呢？
　　一个前南斯拉夫人、文化批评家齐则克在美国演讲，他的话题是关于电影导演希区柯克，有美国听众质问他，你的祖国正在正在烈火中消亡，你怎么可以谈这样微不足道的话题呢。齐则克很生气，难道我跑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一切都是好的，而我的情况却很糟，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满足，那么如果我端出我的糟糕，你们会内疚，可这内疚和你们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得自满有什么区别呢？恰恰是内疚暴露了你的自满和优越感，齐则克意识到，如果自己和他们一样去谈电影导演，他们的期待就落空了，齐则克认为这落空就是道德家道德快感的丧失。齐则克却写到，悲剧也不是你们想象的悲剧。悲剧集中体现在一个老职员每天按时上班，当然他会在十字路口加快脚步，因为有阻击手埋伏在附近，这悲剧还是，一个妇女艰难地走过废墟，她要到法院是办理离婚手续，以便和自己心爱的人开始新的生活。人在不正常之中坚持坚持正常，在正常之中去发现不正常，这是人性的悲剧，而这悲剧，却有着昂扬的、乐观的、坚定的不服从的精神。当有记者嘲笑《等待戈多》的演职人员，“你们是在罗马城失火的时候拉小提琴吗？”桑塔格不禁莞尔，她说，如果一开始就受到怀疑，我们就不去申辩，一申辩，就说明我们在表现我自己。但表现自己不是罪过，而扔弃这个“自己”，让全世界都来可怜我们吧，让他们以惊讶的目光从上到下来打量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不幸。正如一个囚徒的不幸在于他首先把自己置于不幸的境地，然后去招引来同情的眼光，才让不幸变本加厉。一个有道德的奴隶，不是谦卑和自怨自艾，而是去谮越，像一个主人那样去实现自我意志，那么主人呢，恰恰是要限制自己，像一个奴隶那样，去发现自身的有限，一个个体，冲突与对立，是在自我的界限内进行的，微观政治的解决，总是在“这个个体”那里实现的。当我们说，你们的时候，“我们”与“你们”的鸿沟才得以消弭，你们那里没有言论自由，你们那里在打仗，而齐则克却说，如果政治是战争的延续，你们的正常生活不正是被战争的常规海洋所包围的孤岛。一旦有了认识论上的主客体，奴隶说：主人，你不正是被奴隶所挟持吗？你依然是不自由的。一个听来的故事，说是文革时期，下乡的上海知青——对于上海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他成为一个乡下人了。可是，可是，这个知青居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他的生活习惯，他用煤油灯煮咖啡，在那个年代，只有鬼知道他的咖啡怎么来的，可他煮咖啡，这就是伟大的上海人。
　　任何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以声称自己在维护正义。而齐则克和桑塔格他们是要将正义回溯性地返还自身，返还到最基本的感受力的层面。在个人尊严丧尽地方，坚持日常的生活的延续，这个日常是被死亡、血腥和满街的残肢断臂包围的孤岛，而日常生活是幸存者的关于幸存的唯一表白。当时，国际社会都在等待美国军事干预，一个美国女人，她在霹霹啪啪的炮火声里等待戈多，等待按时入场的观众。
　　非常有意思的是，齐则克和桑塔格，一个犬儒主义者和一个积极介入的女战士，在如何对待灾难与不幸的问题上，他们竟然有如此接近的态度，他们都在不幸之中去接近幸存的可能。一个来自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在南斯拉夫和美国之间，从这里到那里，他们总是相向而行，他们总是擦肩而过。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上，在个人、太个人的捉狭小径上，在政治，政治是不可能的独木桥上，他们才可以相遇，但他们并不相互扔出绊马绳，将对方推进深渊。
　　这鸿沟之上的独木桥，还是一种时间的形象，此时此刻，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网打尽。1993年桑塔格写了《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两年之后，她又写了《“彼处”与“此处”》，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像两面镜子的对照，镜子发现了镜子的虚无。等待戈多，是命运维度的加长版，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那么大家能做的就是，此时此刻，我要去剧院，我要免于恐惧。而在这之后，1995年，桑塔格举起了知识分子责任的镜子，去探照她在1993年的行为，对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为何知识界保持着冷漠，但她自己还是承认，北约组织尽量少的军事干预是冲突解决的最终办法。这里的悖论就是，道德叙事指向的结果，个人叙事只能指向个人，这个个人自我指涉。那么从承担的结果来看，北约组织组织难道不是比介入知识分子更有道德吗？恰当地使用武力，这道德多有力量啊？！在正义的灰色地带，剧作家布莱希特说：“道德是为那些幸运儿设立的，只有他们才配拥有道德。”
　　知识分子的道德也只有在群体说教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可是，桑塔格一直对集体保持着她高度的警觉，《关于“坎普”的札记》，是一个生活艺术家的宣言，并不是道德支撑一个人的战斗，尽管桑塔格常常使用“道德”这个字眼，而是例外，不同、差异在组织战斗的可能。去导演《等待戈多》，桑塔格坦白说，是我正想导演这部剧，多么诚实的女人，而赤诚恰恰是个人道德的核心价值。西方激进左派从来都有瞎激动的嗜好，如萨特，比如罗曼#8226;罗兰，他们一激动，就跑去前苏联——他们想象的理想大本营。回到西方世界，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量，他们保持沉默。罗兰#8226;巴特稍微不那么政治，70年代他也来过中国，他说，那里的人穿同样的衣服，深蓝、深灰，这是他不喜欢的。60年代桑塔格到了越南，她发现，那里的人用同样的腔调说话，这是她不能忍受的。她对河内记者说：“话语的伦理和美学的断裂痛苦地暴露在我面前”，她立即提出要检讨自己这种政治上的激进。有时侯政治感受比政治立场来得更为猛烈，更为真实，
　　基于政治审美的需要，我们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听听桑塔格怎么说：“我对自己的影响从来不抱任何幻想”。在个人审美的独立立场上，要这些因为思维的精致，而出现判断困惑的人去行动，真是一种疯狂的想法。更何况，在行动之前，他们内部有可能已经吵得一团糟，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在行动的最前线，是律师团、人道救助组织、职业革命家、志愿者、医生、保险机构的人员、新闻记者，除了不是知识分子，可以是任何人。而如果要有行动的热情，首先必须忘掉，你是一个知识分子。
　　如果把桑塔格当成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真是天大的误会。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太个人、太不团结、太自以为是，他们是群体的对立面，这个个人甚至不属于公众，更不是某个阶层的智囊团和代言人。911之后，桑塔格因为说出，我们要悲伤，但我们更要思考，她还说，除了不是懦弱，恐怖分子可以是其他，一夜之间，她几乎成了全民公敌，有人称她是奥萨母#8226;本#8226;桑塔格。
　　知识分子一旦公共起来，他们就加入了成功人士的行列。正义感并非知识分子的专属物，对于一目了然的不公与苦难，正义感根植于有感受力的每个个体。在我们的处境中，知识分子的发声系统先天残障，爆破音还不能自然发出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这个个体自身的五音不全，导致了哑巴指路的局面。这苍凉的手势，像一个惊叹号，赌住了通往个人自由主义的路途。局部的文化干预依然像噩梦里的喊叫，在控制嗓子与控制大脑的双重规训下，桑塔格之于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解放头脑的典范。在政治想象力的边陲地带，知识分子首先要同情的是自身，意识到自身的权利，才能与其他的弱势群体休戚与共。非常糟糕的是，当“底层”这个词被知识分子过度使用的时候，他们作为叙事主体，只不过是对话语权的想象性占有。我们从来没诞生过唯美主义的斗士，而行动向来和知识分子没有多大的瓜葛，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拿着没有通电的麦克风自言自语，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消亡就在所难免。　阅读次数：229【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6-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