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被称为北魏第一谋士，历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三个时期，拓跋珪时任著作郎，拓跋嗣时任博士祭酒，到拓跋焘时任司徒，可谓三朝元老，他对政局以及战事发展的预见之精确度很高，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智囊，崔浩“料事如神”的奥密，令人深思。
在拓跋嗣时代，崔浩的官职是博士祭酒。史书上说：“崔浩为魏主嗣讲《易》及《洪范》，嗣因问浩天文、术数；浩占决多验，由是有宠，凡军国密谋皆预之。”也就是说，崔浩那些事后“多验”的预见，是因为他知“术数”，善“占卜”而预知“天意”。崔浩懂得天文，善于“占卜”不假，但要说预知“天意”，却是很玄。对此，他自己就曾有所表示。刘裕即将称帝之时，“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八十馀日而灭”。拓跋嗣问“诸儒、术士”说：“今四海分裂，灾咎之应，果在何国？朕甚畏之”。崔浩就直言不讳：“夫灾异之兴，皆象人事，人苟无衅，又何畏焉？”并明明白白地说：“晋室陵夷，危亡不远；彗之为异，其刘裕将篡之应乎！”此言日后被验证。拓跋嗣得知刘裕“受禅”为帝时对崔浩说：“卿往年之言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其实，崔浩只是对东晋末年皇室衰落，君位虚设，刘裕早已一言九鼎之政局了然在胸而已，哪里是因为占卜而预知天意。
或许是时尚所使，那个时候，信术数谶书占卜的着实不少。拓跋嗣时的迁都问题也是这样冒出来的。北魏连年霜旱，民多饥死。太史令王亮、苏坦向拓跋嗣提出：“按谶书，魏当都邺，可得丰乐。”崔浩与特进京兆周澹却不想“按谶书”言事，他们对拓跋嗣说：“迁都于邺，可以救今年之饥，非久长之计也”,并详述“非久长之计”的理由，说的全是“人事”。只因“仓廪空竭”，等不到“来春”更不待说“秋熟”,方才又提出“简饥贫之户，使就食山东”的权宜之计，拓跋嗣听取崔浩之议，亲自“躬耕藉田”,并命有关部门“劝课农桑”,一年之后，年成大熟，“民遂富安”。
拓跋焘的时代，北魏讨伐夏国，两军对阵，恰恰碰上风雨大作，“颇晓方术”的宦官赵倪对拓跋焘说：“今风雨从贼上来，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严厉驳斥这位方士的“天不助人”之说：“是何言也！吾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贪进不止，后军已绝，宜隐军分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拓跋焘听取了崔浩的意见，身先士卒，决死力战，以至“身中流矢，奋击不辍”，终使“夏众大溃”。
北魏要讨伐“蠕蠕”（即柔然）之时，也有从夏国投诚的太史令张渊、徐辩以“天意”阻止，崔浩也以“天意”驳之，张渊、徐辩又说“人事”,大致是“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崔浩于是说：“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崔浩所言“汉世常谈”，当为东汉兴起的“谶纬”之学，他毫不留情地说：世人都说你们两位“通解数术，明决成败”,那么，请问：统万——夏国首都——未亡之前，有无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此时，夏国的亡国之君赫连昌也在坐，知道他们“未尝有言”,张渊、徐辩自然也是“惭不能对”，哑口无言。
崔浩的许多“神机妙算”,并非来自“天意”,而得益于对“人事”的准确把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