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是评出来的吗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2-27 09:19:22

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常会与一个“评”字打交道，但我没有想到，在这个“评”的系列中，居然还有评文化名人的。相关信息来自一位长者，那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有人申报了“文化名人”，还给他寄了一份“申报表”，希望为之“说说话”。看来，这位准“文化名人”底气不足，缺乏自信，方才有此请托。文化名人是评出来的吗？我当时就这样脱口而出。
文化名人有两个要素，一是文化，二是名气。只要从事“文化”且有相当名气，都可以算是文化名人。一个文化人的名气，应当是由他的实力与成就支撑起来的社会影响。如果文化名人也有等级，那么，这种等级只与他的社会影响相关。你在某个县内有相当影响，你就是这个县的文化名人；你在某个省内有相当影响，你就是这个省的文化名人；你的影响遍及全国，你就是全国的文化名人；你的影响突破国界超越时空，你就是世界文化名人。尽管也有一鸣惊人之说，尽管也有沽名钓誉之事，但这种影响大多是长期积淀自然形成的。
文化名人之“评”，却有太多的人为色彩。你让有关部门的行政领导主持评审工作，这种评审很可能就有时隐时现的官场气息——包括一言九鼎的长官意志——充塞其间；你让各个文化单位或文化团体自己推荐参评人选，这种推荐很可能就有明明暗暗的官本位意识——最有权力的往往最有“影响”——从中作崇；当然也免不了有人跑门路找关系，连离休多年的老人还有人请托，何况正在其位的呢！于是又多了一个容易滋生腐败现象的权力资源或曰权力寻租的空间。
文化名人之“评”，也有太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有多少人申报，有多少人参与，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评审的标准是什么？评委由谁充任，其本身是否文化名人？如果不是，他凭什么去评审文化名人？如果是，他又由哪个评委会所评？如此等等，没有一定之规，也很容易成为某个圈子中人的自娱自乐。就像有些地方评项目基金，往往只要圈子中的几个人就能搞定，于是也往往有项目基金的没有成果，有成果的没有项目基金。
名利二字，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有名就会有利。利益的诱惑越大，钻营的人越多，水货的比例也就越高。谁靠实力与成就，谁靠炒作与噱头，谁靠公关与钻营，世人一时难辨，却也终究会水落石出。自然形成的名气，别人很难抹去，没人评他为文化名人，他也照样是文化名人；人为赋予的名气，自己心知肚名，你评他为文化名人，他也“名”不起来。评选本身既容易变味，评出来的文化名人，也就很难令人信服。那些离开了一定的圈子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人被评为文化名人，其实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海峡书局推出一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文学创作丛书，该校副校长汪文顶教授为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有关于该校文学学科的两句话：“历史上，叶圣陶、董作宾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译家项星耀也曾任教于师大中文系。”我曾与项星耀先生下放在一起，这两句话引起我的特别关注。我想，无论是1985年老项从福建师大离休之时，还是1997年老项离开这个世界之际，都没有人将他当做在福建师大文学学科一百余年历史中可与叶圣陶等相提并论的文化名人。然而，在他离世之后，包括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上下）、萨克雷的《潘登尼斯》（上下）、亨利·詹姆斯的《一个女士的画像》、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上中下)等不少由他翻译的世界名著先后再版。汪文项教授引他为福建师大文学学科之荣，只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令人嘱目。老项生前从来不想让谁为他“说说话”，去世之后更不会有这样的“公关”。他的名气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丝毫人为的色彩。岁月的流逝，没有使他的身影远去，只是把他的名字淘洗得更加亮丽。
评选文化名人，或许旨在鼓励文化人能有更多的创新。然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必先有心无旁鹜的大境界，方才有深孚众望的大手笔。孜孜以求名利的，难免受制于名利的羁绊。以名利激励创新收效甚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