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王充的谢夷吾栽于何事？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2-27 09:19:25

鲁迅辑录的谢承《后汉书》王充篇，最后一句说的便是谢夷吾荐王充时说的话：“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司马迁，不能过也。”王充一生仕途不畅，他之问孔刺孟非韩以及反对谶纬迷信，也与后汉时尚多有不合，谢夷吾独能慧眼识珠，很不容易。
谢夷吾系东汉会稽山阴人。翻检有关史料，觉得他确实也是一位相当难得的封建官吏。早年任会稽郡之功曹吏时就不阿权贵，连太守第五伦妻子的车马被他的下属放入府衙也被他当面责罚。以后为寿张县令，迁荆州刺史，又迁钜鹿太守，“所在爱育人物”，以德化人，颇“有善绩”，其所作所为，甚合儒家之执政理念。第五伦为司徒时，就令班固为文荐谢夷吾，称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实为“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
刺史的职位高于太守。汉章帝派遗荆州刺史谢夷吾出任钜鹿太守，未必没有“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意思。此前他亲自考察过谢夷吾的断事能力：隔分东、西两厢处置一县三百余事，夷吾竟“悉与上合”。这使汉章帝大为感叹，说是“诸州刺史尽如此者，朕不忧天下”，并以此激励群臣，致使“恩化大行，百姓乐政”。谢夷吾临行钜鹿前，章帝还亲自接见，赐予车马剑带，并谆谆告诫：“钜鹿剧郡，旧为难治。以君有拨烦之才，故特授任，无毁前功！”
谢夷吾偏偏就在钜鹿太守的任上栽了。
谢承《后汉书》称：“夷吾迁钜鹿太守，郡吏称善，省奢从约，事从清俭。”可见，他既不专断独行贪赃枉法，也不尸位素餐碌碌无为，更没有瞎指挥、穷折腾而使民不聊生，恰恰相反，倒是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那么，他的栽跟斗所为何事？说来也怪，按范晔《后汉书》所记，只是因为“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汉时“行春”，就是地方官在春耕时深入到所辖的县乡去劝农桑，赈春荒。太守乘柴车“行春”，就好比如今设区市的市长或市委书记搭乘农民的拖拉机或自己骑自行车下乡，这种不事铺张的作风本来是值得提倡的，“省奢从约，事从清俭”，也符合儒家的规矩，“成由节俭败由奢”，历来就为儒生们津津乐道。谢夷吾“柴车行春”究竟冒犯了什么，竟然成为冀州刺史所奏，并使他由太守贬职为县令的缘由？
思之再三，得出一个结论，此乃儒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所致。儒家讲“仁”，提倡清醒务实、仁爱亲民，气节操守；儒家崇“礼”，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极其森严。虞翻对孙权说：“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同措）’，是故尊君卑臣，礼之大司也。”这“礼”，也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谓清醒务实、仁爱亲民，气节操守云云，只能以“礼”为核心的大框架中才有意义，一旦与这“礼”字相抵触，仁爱可以成为暴淚，亲民就会变成害民，气节操守也将两极分化——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宁折不弯的只能“玉碎”。谢夷吾“柴车行春”，冒犯的正是这个“礼”字——这虽与“僭越”有别，但堂堂太守，竟然“柴车行春”，而且跟从仅有“两吏”，却又成何体统？难怪冀州刺史要告他一个“仪序失中，有损国典”了，连对谢夷吾寄予厚望的汉章帝也只能忍痛割爱。
谢夷吾“柴车行春”的遭遇，或许有助于人们客观公正地审视儒学。儒家传统中确有我们民族的精华，但不要忘了其中的糟粕——假如没有一个“礼”字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都让你们去“仁爱”，去“务实”，去保持“独立人格”，两千余年来的封建帝王能把儒家学说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么？在我看来，“中国古文化”本来就很难以“孔丘与朱熹”一言蔽之，儒学也未必就是治世良方，更不能再去“独尊儒术”，把它当作让人顶礼膜拜的圣经。倘若要从儒家学说中继承一些什么有益的东西，也得把它们从那个以“礼”为核心的框子里挖出来“为我所用”，这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