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堪一击”谁之过？

显示全部楼层 · 2021-2-27 09:19:25

北京一场水灾，引发诸多议论。其中之一，便是经济观察网上鲁宁先生的文章：“为何现代化难以承受一场暴雨冲击”。问题确实提得很准，分析却是难以服人。与《文汇报》发表的《想起了侯仁之先生》（作者李天纲）比对着看，鲁文的武断与浅陋越发明显。此文过去已有一些时日，似未曾有人提出异议，感到仍有一说之必要。
先看看鲁宁说的这一段话：“已经有声音责怪北京的下水道、排水系统有大问题。可这个‘大问题’首先是历史遗留和积累的问题，亦是世界特大城市不同程度共存的‘通病’，想重新开挖排水管网放在世界任何特大城市都不可能短时间做到。”人家只是提出“北京的下水道、排水系统有大问题”，根本就没有触及这个“问题”的症结，不知道鲁宁先生急急忙忙地站出来“可”什么？
按照鲁宁的逻辑，即使“北京的下水道、排水系统有大问题”，那么，“这个‘大问题’首先是历史遗留和积累的问题”。然而，从《想起了侯仁之先生》一文可知，北京从元朝大臣郭守敬起，就开始治理京郊水系，昆明湖就是北京城“最早的水库”，也是“历代北京城市的水源地”。如今北京的诸多地名，如积水潭、什刹海，后海、前海，中海、南海，玉渊潭、莲花池等等，还都留有古人治水以解决旱涝问题的痕迹。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政府还采纳侯仁之先生等专家们的建议，先后修建“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以适应北京从人口200万到800万的变化。将如今出现的水灾归结为“历史遗留和积累的问题”，使人不禁要为“历史”上的古人与前人喊冤。
按照鲁宁的逻辑，即使“北京的下水道、排水系统有大问题”，那么，这个“大问题”也是“世界特大城市不同程度共存的‘通病’，想重新开挖排水管网放在世界任何特大城市都是不可能短时间做到。”然而，这个“短时间”到底有多“短”，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六十年？既然在你说的“短时间”中能建起现代化的“大马路、大广场和摩天大楼”，为什么就不能同时考虑与之相配套的同样现代化的地下排水系统？也从《想起了侯仁之先生》一文可知，在北京成为有22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过程中，有很多做法违背自然规律，例如，为了水源，大量抽取地下水；为了景观，在市内河床上铺青石板；为了建筑，在填没、斩断大量湖泊、河道的同时，并不修造足够的排水设施。侯先生曾几度提出相关建议，基本没有被采纳。凡此种种，是否也有发展观与政绩观的问题——“大马路、大广场和摩天大楼”是一目了然的“政绩”和无穷无尽的“财源”而使人急功近利，地下排水系统因为一时看不见摸不着而无暇顾及？还有，鲁宁说这也是“世界特大城市不同程度共存的‘通病’”又是什么意思，是否只要是“共存的‘通病’”，管理者就可以心安理得，高枕无忧？
北京这场水灾，鲁宁认为“人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大于天灾的因素”，也就是说，“人祸”大于“天灾”。他几乎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是要将这“人祸”的责任或现代化“不堪一击”的责任，尽快落实到北京市民的头上去的——因为他们没有听取天气预报的警告，硬是要在周六那一天，“开着私家车送孩子参与各种补习班或开车购物”，并将此归结为“自我行为意识没有作现代化的更新”。如果他们听话一点，老老实实待在家中，就不会有种种惨剧发生。反正，北京市民是祸由己出，咎由自取的。让他们都去“冷静自省”，免得节外生枝。然而，气象预报固然有特大暴雨的预警，却没有市区“道路严重积水”的预警，北京市民哪里料得到，“北京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统”会糟糕到这个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