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历史问题

显示全部楼层 · 2009-6-16 20:15:43

墨子的《墨经》中的光学八条（没记错的话就是....）人教版高中历史最后一册中国古代史里面有

千问 · 2009-6-16 20:15:43

在我国古书(墨经 )中,记载着当时墨翟和他的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

千问 · 2009-6-16 20:15:43

朱元璋为何杀功臣——明代的胡党蓝党冤案
《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所谓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开国皇帝杀功臣，一向是敏感话题。直白的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特殊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他的子孙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这样，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并不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处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作者： 61.242.20.* 2005-1-9 00:06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朱元璋为何杀功臣——明代的胡党蓝党冤案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作者：wangshuai1
2005-4-17 07:21 回复此发言
-------------------------------------------------------------------------------- 5 回复：科学历史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蓝王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 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 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本文节选自《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