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汉武帝de三个成就及一个失败

显示全部楼层 · 2007-11-25 11:27:23

巫蛊之乱武帝晚年，卫皇后开始失宠，江充受武帝重用。江充与太子及卫皇后不和，恐怕将来太子继位后会诛杀他，便想到利用当时闹出几宗大案的“巫蛊之术”去制造阴谋。这时武帝因年老而性情变得多疑，以为身边的人懂得“蛊道祝诅”，为此查根究底而导致多人被杀。江充当时负责处理有关巫蛊的案件，他说宫中有蛊气，武帝派其他官员协助他追查。江充来到太子宫掘蛊，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当时武帝去了别处避暑，太子召问少傅石德，身为太子师傅的石德惧怕自己受诛连，建议太子越权行事，拘捕江充等人及追查他们的阴谋，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了。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太子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把江充杀了。当时江充另一助手苏文逃到武帝处，向武帝控诉太子，武帝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髦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民众以为太子谋反，所以大多数人不支持他，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自杀，户主亦被杀。太子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有一位孙子刘询生还。平反后来武帝不甚相信巫蛊之事，又有田千秋等大臣为太子鸣冤，知道太子刘据本无反心，把江充家灭族，处死苏文，在湖县建“思子宫”。刘据之孙刘询在十多年后登上帝位，是为宣帝，即位后谥刘据曰“戾”，所以刘据又称“戾太子”。刘据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终身世袭”的皇权争夺，是权势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纂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使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千问 · 2007-11-25 11:27:23

1）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潜移默化地消除了威胁；（2）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军事方面：（1）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经济方面：（1）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2）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3）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思想方面：（1）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失败：（1）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公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借口处死了她。

千问 · 2007-11-25 11:27:23

成就：扩大中国疆土失败：杀太子

千问 · 2007-11-25 11:27:23

政治方面：（1）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潜移默化地消除了威胁；（2）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军事方面：（1）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经济方面：（1）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2）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3）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思想方面：（1）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失败：（1）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公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借口处死了她。（2）好大喜功，连年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虽然是匈奴再不能与西汉抗衡，保护了中原农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巨额沉重的军费，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千问 · 2007-11-25 11:27:23

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当代伟人毛泽东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总而言之“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前人的评价已充分肯定了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的业绩。然而，正如美国学者享德里克?房龙所说：“对任何一件历史问题都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奋斗。”本人在此将竭尽驽钝，对汉武帝功绩略述一二。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四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一、在国家治理方面他顺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经济政策确立主流统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消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治。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权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在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一〕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二〕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三〕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次，完善官吏选拔制度，举“贤良”任“能人”对封建社会的合理任官制度影响重大。汉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随着军功地主的没落和“任子”、“赀选”的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即位后，求才若渴，因此继文帝的“贤良”、“孝廉”选官方式，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另外还采用“征召”之制、“公车上书”之制和选用博士弟子。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第三，改革经济管理，加强中央统一调配，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的统一。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这样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一〕均输平准。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二〕算缗与告缗。这些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的、高利贷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三〕币制改革。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第四，确立主流统治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面对维护政治的统一，究竟采用何种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制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则重视下对上的服从、忠诚、尊重，有利于说教人们服从国家的意志，把人们的意志统一于封建国家意志之中，牢固的控制人们。纵然它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以及后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并为巩固国家统一，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大一统”观念则始于汉武帝时代。二、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首先，对匈奴的征战。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其次，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当地设立中央直属的行政机构，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地区，在那“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灭南越后，将其故地分设为九郡，元封二年（前119年）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加强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的经略，奋力拓展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再次，同其他外民族的交流。汉帝国到武帝时，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其文明程度居世界前列。因此，武帝时采取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积极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他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数次派出使者。他们到达了中亚和西亚诸古国，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交往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汉与中亚各国的密切往来。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以便各国使节和商人往来。据《史纪?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互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此外，汉朝还与朝鲜、越南、印度、缅甸、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当时的社会地位。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一、发展的历程。他是那个光辉灿烂时代的总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使其领导汉帝国的人民和官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帝王。

千问 · 2007-11-25 11:27:23

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至141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15岁。兹后他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18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感的人物。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暗为太守，汲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汲暗在淮阳10年，死在任所。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摆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91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一曰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曰，“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4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8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周公之事”。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127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上。122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元前112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106人。自高祖以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的功能，也没有利用==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如搏影”。公元前119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14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3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